狄青被正式罢免的次月，赵祯下诏将年号改为“嘉佑”，这个年号也是仁宗朝的最后一个年号。
我们之所以要特意提到“嘉佑”这个年号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紧随而来的这个“嘉佑二年”可谓是名垂青史，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嘉佑二年的这次科考在中国的科举史上被称为独一无二的“千年龙虎榜”。不过，在讲到这次科考前，我们还得先来把发生在这个仅仅只存在了四个月的嘉佑元年里的两件事以及两个人给大家伙儿着重说道一下。
嘉佑元年十二月，远在江南的包拯由龙图阁学士、知江宁府被迁官为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我们在各种影视剧和小说评书里所熟知的开封知府包拯正式在这一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开封知府，这一年的包拯五十七岁。
要说包拯的这次升迁还得感谢一个人的主动让贤，此人就是赵祯风疾发作之时向文彦博举报有人意图谋反的开封知府王素，他因为没能进入新组建的两府班子而心生怨气继而申请外放，最后他也“得偿所愿”地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知定州。王素的这次主动申请外放说来也是有些让人唏嘘，他因为举荐了富弼出任宰相便以为富弼会对其有所回报，也就是把他也给提拔进中书省当个参知政事，可富弼当上了宰相并没有打算这样干，于是王素这才颇为有些赌气地申请外放。临时接替王素的是翰林学士曾公亮，但曾公亮还没把开封知府的椅子坐热就等来了刘沆的罢相，为了填补刘沆在中书省留下的空缺，曾公亮又被提拔为了参知政事，于是包拯这才从江南被调入京城出任开封知府。要是王素再有点耐心多好，可他就因为一时性急而把眼看就要送到嘴里的鸭子给整飞了。
曾公亮这个人我们或许对其很陌生，但相信很多人对他的着作不会陌生，他不但参与了《新唐书》的编纂，而且他还和丁度合编了《武经总要》。这部《武经总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我们在这里不细说，但懂的人都知道它价值几何。此外，曾公亮这人也将是未来数十年里北宋政坛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事我们到时候自会细说。
另一个要说到的人便是王安石。
时隔多年之后，未来的王相公同样在这年的十二月重回京城，而且他的直接上司就是新任的开封知府包拯，王安石履新的差遣是——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这个官儿有多大呢？通俗而言，王安石就是整个开封府地界上的二把手（正儿八经的开封常务副市长），开封府辖境内各个县镇的刑狱、追凶捕盗、兵民、仓库、河道水利等事宜都由王安石在负责主理。这一年，王安石三十五岁。
好了，说完了这些，现在让我们暂时抛开朝堂之上衮衮诸公之间的恩怨情仇，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此时被埋没在民间的宋朝大学者。
差不多就在狄青被文官集团群起而攻之的这个时段，一位来自蜀川的已经四十七岁的中年男人带着自己的两个时年二十岁和十八岁的儿子一路舟车劳顿走进了北宋的都城开封。由于身上怀揣着端明殿学士兼益州知州张方平的引荐信，这位中年男子一到京城便成了一众顶级权贵的座上宾，而他身边的这两个堪称当世才俊的儿子也是博得了众权贵的一致交口称赞，这些竖大拇指的权贵里面包括了当朝宰相富弼、枢密使韩琦以及此时宋朝的文学界泰斗级人物、翰林学士欧阳修。
这名中年男子生于公元1009年，但在其年少之时此人整个就是一个终日游手好闲的不学无术之徒，可这也怨不得他，谁让人家是地主老财家的公子爷，而且还是兄弟三人中最小的那一个。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自古如此。
十八岁时，此人与同龄的一名程姓女子成婚，婚后生儿育女自是理所当然，但这些事全都没有被他放在心上，他的正事就是每天游山玩水四处游荡，立志做一名潇洒自在的江湖游侠。不过，奈何此人确实天资聪慧，就是这么游手好闲却也轻易地混了个秀才出身。这也给他一个错觉，所谓的勤学苦读不过就是那些笨人才行此所为，而他这么聪明的人稍一用功就可金榜题名。就是抱着这种极其自负的心态，他在二十五岁那年去参加了乡试，当头一棒就此落下，他没能中举。
直到这时他才幡然醒悟，也是从此以后他才发觉自己不但才疏学浅，而且以前那些让其自鸣得意的文章在他眼里其实也是一堆狗屁不通的垃圾。自此，他再又沉下心来重读《孔子》《孟子》等儒家经典，此外他也对唐代大文豪韩愈的作品是不胜膜拜，这一点也彻底决定了他此后在文学领域里的文风和治学方向。
凡此种种都注定了此人今后断然不会成为一个腐儒或书呆子，因为他和别的读书人走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可以说他是在有了足够深刻的生活和社会阅历之后才开始真正意义上去读书。也正是因为此人前半生的这些经历导致其在文学上不善词藻艳丽的诗词，但他在散文和论文（此论文非彼论文）领域却在当时的宋朝文坛独树一帜并被世人引以为奇。
公元1037年，二十八岁的他终于是喜得贵子，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将会证明这个孩子的横空出世堪称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次年，他再次科考落榜，再次年，他赴京参加制科考试同样也没能中第，但这一年他又添了一个儿子，而他的这个儿子将是北宋未来的宰执大臣。
或许说到这里很多人都能猜出此人的大名，没错，此人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眉州“三苏”中的老苏——苏洵。
年过三十且数次科考都遭遇落榜，但苏洵未必就会为此而感到沮丧，他父亲对他的豁达和包容让他本人的心性也深受影响，况且他家也不愁吃穿，功名于他而言并非不可或缺。此后的人生里他一面继续游山玩水拜访蜀川各地的名士，一面把自己相当一部分的精力用来教导儿女们的学习，此外他自己同样也没有放弃手中的学问。
沉淀了数年之后，在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之后，在对诸子百家以及历代史书都熟烂于心之后，苏洵再次拿起了桌案上的笔。他此生已经彻底放弃了要在诗词上有所作为的念想，他的专攻就是散文和论文。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有宋一代足以有资格和能力竞争宋代第一散文大家的人终于开始破茧成蝶。
苏洵的散文和策论没有华丽浮夸的词藻修饰，没有空洞飘零的吟风弄月，也没有故作高深的难懂晦涩，而是在连古承今中做到字字珠玑，在针砭时弊中句句直击要害，用今天的白话来说就是全都是干货。在无意之间，苏洵在写作风格和手法以及体裁上与当时正在致力于推行古文运动的文学宗师欧阳修不谋而合，而这也是欧阳修在见到苏洵以及拜读了他的文章后之所以会觉得此生终于遇到知音的原因。
我们这里说苏洵可以竞争宋代第一散文大家并非是在刻意吹捧或夸大，后世评价苏洵的散文和杂论多认为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成就直追先秦时期的孟子，更是能与汉代的刘向和贾谊并驾齐驱，而诸如司马相如之辈在他面前更得汗颜，韩愈和欧阳修在这方面也未必能让其相形见绌。韩琦更是直接赞誉苏洵在这方面的成就是贾谊所不能及，欧阳修也曾对其评价道：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能得到当时文学泰斗这般赞美，苏洵在这方面的功力已无需多言，而他的《颜书四十韵》《六国论》《权书》《衡论》《几策》《辨奸论》都堪称其个人最高水准的代表作。
后世有人认为苏洵在唐宋八大家里面其文学成就当属末尾，甚至认为他能够位列八大家是因为沾了他两个儿子的光，对此我们不予置评更不参与争论。不过，苏洵却是这八人当中唯一未能考取进士功名的那一位。公元1057年（嘉佑二年）的春季科考，苏家父子三人一同参考，两个儿子都中了进士，作为父亲的苏洵照例名落孙山，苏洵为此是既喜又“悲”，他当即作诗感慨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后来也索性不考了，但他照样当官了，因为他后来被时任宰相的韩琦保举入仕。虽然只是个秘书省校书郎，但芝麻官也是官。
回到此时已经大幕开启的这个公元1057年，宋朝文学史上一场盛会就此到来。唐宋八大家里的“宋六家”齐聚京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其中，欧阳修早已名声在外且是此时宋朝文坛的第一人，而王安石也早已在宋朝的士大夫当中以博学多才且不慕功名并兼孝廉而广受赞誉，曾巩和三苏则是正在备战即将开始的科考。当然，我们并没有任何证据和资料能够证明这六个人曾经齐聚一堂，即使这事曾经发生过也是有长幼和尊卑的，至少这时候的苏轼兄弟无论在各个方面都还稚嫩得很。
这年的科考主考官正是欧阳修，但这年的科考状元却是一个在后世不怎么知名的人——章衡。这位能够力压苏轼、苏辙、曾巩夺得状元的章衡虽然在后世不怎么知名，在官场上也因为其性情过于刚直而没能官运亨通，但作为北宋文坛第一人的苏轼对其评价却是相当之高：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
我们这里说章衡力压二苏和曾巩一举在这年的科举中夺魁其实是有些抬举后面这三位大才，因为曾巩和二苏连榜眼和探花都不是，甚至不是一等甲科进士，而是二等乙科。如今比较主流和权威的看法是苏轼是乙科第四甲（赐进士出身），而苏辙更“惨”，他是乙科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
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如果要对这一届科考的中榜之人给出一个排名的话，苏家兄弟至少得排在两三百名开外。然而，苏轼将会在几年后弥补这个“遗憾”，我们很早以前在提到宋朝的制科考试时已经提到过，有宋一代只有苏轼一个人在制科考试中获评“三等”，而一等和二等从来没有人获得过，苏轼是唯一得到“三等”殊荣的那个人。请注意，不是“次三等”，而是名副其实的“三等”。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宋朝的科考历经过无数的改革，在欧阳修主持这一届科考时其考试的内容是：首策、次论、其次赋，再次帖经（也叫墨义，就是看你背书的本事如何），然后再对考生的成绩进行综合评定。
拜当今这个自媒体泛滥的时代以及网络上遍地都是专家和学者的环境所赐，很多人因为苏辙为苏轼所写的墓志铭而认为苏轼这次科考高中第二，但实际上苏辙在墓志铭上所说的这个第二仅仅是指苏轼在这次科考的“论试”中考了个第二，而非综合成绩第二，原因就是欧阳修在看了苏轼的文章后以为这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巩所作，于是为了避嫌特把苏轼的这篇“论文”给评了个第二名。
苏轼在“论试”和“帖经”这两个考试科目上都是优等，但在“赋试”上却表现不佳。他的老子苏洵在这方面就是短板，苏洵教出来的两个儿子也因此而在这上面吃了亏。要知道，这时候的苏轼可不是后来的那个在诗词歌赋方面的天才“苏东坡”。至于苏轼的“策试”成绩，很明显，也不是很理想，要不然他也不会是二等乙科。
不过，这一次的科考最露脸的并不是苏家兄弟，而曾家兄弟， 曾巩与其弟曾牟、曾布（后来也是宰相）、还有他的堂弟曾阜一同中榜。此时的曾巩远比二十岁的苏轼和十八岁的苏辙年长，要知道他可是比王安石还大了两岁，曾巩这时候已经是三十八岁了。
为什么曾巩直到这个年龄才考中进士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不是主张和提倡恢复古文运动的欧阳修当了这届科考的主考官，那么二苏和曾巩可能都得落榜，曾巩就是因为不善诗赋且文章用词不尽柔美和华丽而屡屡落榜，同理，苏洵也是这个遭遇。所以说，欧阳修可谓是苏家兄弟和曾家兄弟的大恩人。
说到恩人，张方平无疑也是三苏的恩人，张方平对他们可谓是有知遇之恩。如果不是此人在成都担任益州知州时听闻并有意主动去结识了苏洵并将他以及的他的文章引荐给了欧阳修、韩琦和富弼等人，那么苏洵这辈子恐永无出头之日。也正因如此，苏轼和苏辙也可以说是沾了这份光。张方平在公元1091年逝世，苏轼为表对其感念之情特为其行父丧之礼——着百日孝服并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古往今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知遇之恩，恩同再造，这话一点毛病也没有，而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更是让人为之而无尽动容。
在此特别要说到的一点是，正是从这次科考开始，宋朝开始实行一个新政：进士与殿试者始皆不落。也就是说，只要进入了殿试环节，那么你都可以有个进士的功名。为何？就是为了不让宋朝再出现一个跑到西夏去做了大相国的张元同志。
关于此次科考还有一个花絮，因为欧阳修痛恨学子们在科考时注重“险怪奇涩之文”，所以这一次的考试大纲公布出来之后让很多精于此道且长于诗赋的学子大为震怒，这就好比之前的考试都主考文科而这一次却主考理科，这便让欧阳修成为了这些人发泄不满情绪的倒霉蛋。
试榜公布之后，这些人就在欧阳修上早朝的时候对其高声叫骂，更有甚者直接给欧阳修提前写好了祭文并通过围墙将其扔到了欧阳修的院子里。
关于此次科考，我们最后还有话说。
嘉佑二年的这次科考被誉为北宋科考史上的超级龙虎榜。除了苏轼兄弟和曾氏兄弟，有几个在未来的宋朝朝堂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也在这一届的科考进士榜中榜上有名，请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理学宗师张载、程颢、程颐 （张载是程氏兄弟的表叔）、未来的宋朝宰相吕惠卿、章惇（状元章衡的叔叔）、王韶（神宗朝年间为北宋在大西北拓地千里的一代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