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6年二月，为了庆贺皇帝陛下大病初愈，宋朝的文武百官为此而在延和殿为赵祯上表称贺。可是，如果赵祯知道自己清醒过来后将要面对的是那般之多的烦心事，那么他很有可能宁愿一直疯魔下去。
首先是宰相刘沆来给赵祯告状，而他要状告的人正是首相文彦博。赵祯养病期间，文彦博大权独揽既当宰相又当皇帝，这段时间不但他的政敌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同样身为宰相的刘沆也是心有不平，这里面的东西可不是一个羡慕嫉妒加眼红所能概括得了的。
刘沆向赵祯所告发的是一桩“谋反案”。话说上月的某天晚上，开封知府王素紧急求见文彦博，但当时宫门已关，王素有天大的事也只能等到第二天才能禀告。等到天明，王素便火急火燎地入宫见到了文彦博等一众夜宿皇宫的宰辅大臣，他带来的消息是禁军当中有士卒向他举报军中有将领要举兵作乱，众人一致建议立马逮捕那名将领治罪。文彦博却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理智，他认为此时动手抓人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继而导致狗急跳墙，他速召禁军殿前都指挥使许怀德问话。从许怀德口中文彦博得知被举报的这名将领是一名军中良将，许怀德对其的评价是“军中最为良谨”，而许怀德更是明确表示可担保此人绝无谋逆之心更无谋逆之举。
文彦博就此给此案定了性，此事定然是那名举报者因为私怨而借机报复。在此皇帝病急期间，如此歪风邪气必须要坚决刹住，文彦博就此大手一挥决定将那名举报者斩首示众。他环顾身边的一帮两府大臣，只见这些人全都一个劲儿地点头表示赞同。既是如此，文彦博就命人写好了判词，然后他就准备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并叫人拿着判词去杀人。就在他将要举笔之时，一旁的枢密副使王尧臣很是隐蔽地掐了一把文彦博的大腿并用眼睛斜着瞟了一眼在场的另一位宰相刘沆。
由于这天富弼因病告假，所以在场的宰相就只有文彦博和刘沆两人，王尧臣的意思就是让文彦博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太过出头，要不然将来等皇帝醒来过后可能会有麻烦上身。文彦博瞬间顿悟，他转而将手中的笔递给了刘沆：“这事兹事体大，这份判词还是由老刘你来签发吧！”
刘沆这会儿也不知道脑子里是怎么想的，见众人都同意此事，况且文彦博身为首相却将如此重大的权力交给了自己，于是乎刘沆就有些激动得不知所措。这事可不是签名这么简单，他这一笔下去不但有人会人头落地，更重要的是，这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且是最高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总之，一时脑子发热的刘沆就这么傻乎乎地把自己的名字给签了上去。
或许权力的诱惑真的会让人智商降低，刘沆当然也想当一回首相，他若要达偿所愿就得把文彦博给拍下去，而上面这件事就被刘沆视为扳倒文彦博的绝佳途径。他将此事秘密告知给了刚刚病愈的赵祯，这意思就是文彦博不但趁着赵祯患病期间大权独揽，而且还擅自做主处决了谋逆的告发者，而文彦博之所以这样做很有可能是他在杀人灭口。换言之，刘沆这是在怀疑和指控彦有谋逆篡位的嫌疑。要不然他怎么不彻查此案？要不然他为何要急匆匆地把人给杀了？
赵祯找来文彦博询问此事，可文彦博一点不慌，他回到中书省拿出当初的那份判词请赵祯过目：“陛下，你看仔细了，这上面签字的人可不是微臣，而是刘沆！”
只此一句话，文彦博把自己的嫌疑撇得干干净净，而刘沆反而因此变得里外不是人。他这时候颇像《三国演义》里对董卓刺杀未遂的曹操，可曹操在董卓惊觉之时却还可以用献刀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他刘沆却无法在文彦博面前为自己的背后捅刀行为进行辩解和开脱。
经由此事，文彦博虽然还是像从前那样与刘沆和谐相处，但宋朝现在的这位首相大人绝不是肚子里能撑船的主儿。再者说刘沆的这盆污水可是足以让文彦博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刘沆今后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
在被“首相涉嫌谋逆”的流言给吓出一身冷汗后，赵祯在这年四月被结结实实地吓了一大跳，而与他一同受到惊吓的还包括文彦博和富弼这两位宰相，这二人甚至是被吓得魂不附体。怎么了？因为黄河又决口了！准确地说，不是黄河决口了，而是已经被成功堵塞的决口又被冲开了！
文彦博和富弼之所以被吓得魂不附体，原因就在于我们这里所说的事其实就是李仲昌的六塔河治河方案。也就是说，欧阳修几个月前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先来说具体的事件。
在李仲昌的亲自监督和指挥下，数十万民夫和士兵经过将近四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公元1056年4月1日这天成功地将黄河在商胡口地段的决口给堵上了。不得不说，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成功地将宽度近一千米的黄河决口给堵上堪称一个超级奇迹，由于是堵塞黄河改道的决口，此举其实就是相当于将整条黄河给拦腰截流了。
既然决口给堵上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黄河该往哪里流？答案自然是经由被拓宽的六塔河重回它八年前的故道，可问题就出在这里。欧阳修曾说六塔河的地势较高且河道不足以承载黄河的全部流量，因此黄河之水势必会经历一个往回倒流的过程，然后才有可能冲破地势的限制再又反流继而重回故道。
当天，当商胡口的决口被堵上之后，黄河水按照人们的预想开始流向六塔河，然后受到地势的阻挠后便是开始倒灌回流，而此时便是刚被堵住的决口开始承受考验的时候。如果它能顶住，那么黄河将再度奔向六塔河并冲向故道，如此便是大功告成。反之，如果已经合拢的决口没有禁受住考验再次决口，那么这将成为一场人为的大祸。
最初的时候一切都在事先的预料之中，但到了这天的黄昏时分，情况突然变得不容乐观。倒灌的黄河水不断回聚但却迟迟没能冲破地势较高的六塔河河床，也就是说它南流的通道受到了阻挡，于是它只能继续倒卷回流，如此一来新筑起来的商胡口堤坝就成为了焦点。人人都希望它能顶住回流之水的持续冲击，直到下游的河水冲破六塔河的河床，可它终究没能撑到最后关头。
灾难就此发生，商胡口再次决堤，其水量更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河水决堤之时，参与现场施工的无数民夫和士兵被卷入了汹涌狂奔的洪水之中。这还没完，这次决堤不仅将施工现场参与治河的无数民夫和士兵给生生吞没，沿河下游的大片土地也就此再又变成了一片泽国。不过，请各位注意，由于黄河在八年前就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出海口，所以这一次的决堤尽管把施工现场变成了人间地狱，但当黄河水冲破堤坝之后其后续的水流都重新流入了之前的河道，因此这一次的决堤并没有导致超级水患的发生。换言之，这一次的水灾所殃及的范围仅限于施工现场及其方圆之地，但不管怎么说它也夺走了成百上千条人命。
如果说上次的决堤是天灾，那么这一次完全那就是人祸。试想：六塔河方案可是文彦博和富弼极力推崇和主导的，发生了如此重大的灾难，他们能无动于衷吗？他们能置身事外吗？他们又能逃脱他人的指责以及自己内心的自责吗？
令人万分诧异的是，文彦博和富弼都没有因此而向赵祯请罪，朝廷的一帮言官也没有因此而上疏弹劾宰相们的失职之罪，赵祯更是没有丝毫怪罪的意思。为何？原因就在于当时这个方案可是众大臣们几乎都一致首肯了的，而赵祯也是点了头的，真的要追责的话，那么这些人全都应该被问责，甚至包括赵祯。如此一来谁还会在这件事上多嘴多舌？别人就不说了，此时就连当初极力反对这个方案的欧阳修都没有站出来说什么，其他人又能有资格说什么吗？
说到底，大家在这事上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是，面对如此重大的灾难且是人祸，身为皇帝的赵祯怎么着也得揪几个替罪羊出来以便给全国人民尤其是那些死难者一个交代。无疑，这些替罪羊里面李仲昌是绝对跑不了的。这就是身为基层办事员或执行者的悲哀之所在，事情成功了，最大的功劳和荣誉将属于领导，而一旦事败，那么所有的罪责都得由下面的这些小虾米和小鱼们来扛。
经过朝廷派去的钦差大人一番看似有模有样的深入调查和走访，最终李仲昌等前方参与治河的各级官员其所作所为被定了性：意在急功，力觊恩赏。这意思就是说李仲昌等人太过急于求成，太想建功立业，所以才夸下海口并逼着众人必须要在四月的时候塞河引水，结果就是太过急功近利导致了此次灾难的发生。
赵祯和文彦博等人对此也是振振有词，因为他们给出的工期是要在这年的秋冬时节才进行决口封塞的大决战，而在此之前务必要先将六塔河给拓宽到必要的程度并深挖河床以便不会出现河水倒灌的情况。换言之，李仲昌等人为了邀功擅自把工期缩短了整整六个月，所以这过错和罪责全在李仲昌等前方治河官员的身上。
也不知赵祯和文彦博这样想的时候会不会在内心里暗生愧责，但不管怎样他们在明面上都把自己的责任给摘得一干二净，此次人祸的责任人在两个月后也相应得受到了惩处。按理说，这次灾祸死了这么多人，周边的庄稼农舍也是毁坏无数，这种罪要是查办下来指定是免不了要被砍头才足以平民愤，可我们看看具体的结果： 澶州知州李璋降知曹州，河北转运副使燕度降知蔡州，度支员外郎蔡挺降知滁州，修河都钤辖、内侍押班王从善降为濮州都监，供备库副使张怀恩降为内殿承制，殿中丞李仲昌降为大理寺丞。
也就是说，参与施工的前方官员一个没杀，全部都只是贬官了事，这就是宋朝给全国人民的交代。千言万语，但又一切都在不言中。说句犯忌讳的话，千年之前的谜之操作其实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迹可循，甚至对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天下大事何其多也，发一场大水死一些百姓有何所谓，大人物的眼光要着眼于全局，而所谓全局就是不能只盯着一个地方。
说一个可能会让人觉得很残酷但又那么真实的事实，这时候宋朝的君臣最在意的事其实并非六塔河治水方案的失败，也不是成百上千人的命归黄泉，更不是受灾地区百姓的居无定所，而是另有其事，那便是“立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