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回京编修《新唐书》的这一时期，身为一个具有为国举贤荐才之责的翰林学士，欧阳修顺便在百忙之中提拔了一把此时大宋的杰出青年地方官员王安石。王安石之前已经数次拒绝了朝廷要他回京参与馆阁官员的考试选拔，欧阳修这时候举荐王安石为谏官，但王安石说他的祖母年事已高，所以他不便到京任职。既然如此，欧阳修又以此为名请求朝廷任命王安石为群牧判官。这其实不是什么实际差遣，但可以让王安石每年领到更丰厚的俸禄，没想到王安石居然还是上表请辞。欧阳修就觉得这个年轻后辈似乎“装”得有些过头了，他直接给王安石写信要他不要再“装”了。面对前辈如此的关心和厚爱，王安石最后“勉为其难”地接下了这个官职。
经过这事，王安石不逐功名利禄且恭俭仁孝的美名更加传遍朝野，可以说他简直成了宋朝此时的官场楷模：有政绩、有才学、不慕功名，而且还恪守孝道，这样的青年才俊官员几乎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之前担任宰相的文彦博就对王安石不慕功名的品行大为赞赏，如今欧阳修对王安石的举荐和提携更是让王安石的大名在整个宋朝的文人和士大夫阶层里名声沸扬。
作为此时宋朝文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欧阳修对王安石才华的欣赏可以说是无以复加，这种欣赏甚至超过了他的嫡传弟子曾巩。他曾赋诗一首赠送给王安石——《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
在这首诗里，欧阳修将李白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诗人、吏部侍郎谢朓相提并论，而且他在这首诗里明确传达了一个意向，那就是希望王安石能够接过他的衣钵将宋朝的文学事业发扬光大。
王安石随后回赠了欧阳修一首诗《奉酬永叔见赠》：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只恐虚名从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谁知道欧阳修在看过这首诗后不禁哈哈大笑，因为王安石以为欧阳修所说的“吏部文章二百年”是指的唐代的大文豪韩愈，但欧阳修实际上是在说谢朓。听闻此事，王安石不禁有些飘飘然，他侃然道：“看来永叔公书读得不多啊！”
原来，欧阳修只知道南朝的文学才子沈约曾赞誉谢朓的诗乃“二百年来无此作”，但王安石不但知道这一句，他更知道唐宣宗时期的中书舍人孙樵也曾称赞韩愈的诗文乃“二百年来无此文”。我们虽不能以此说王安石比欧阳修更博学，但如此也可见王安石在文学领域的涉猎之广之深。
王安石此时不但在诗词上为人所赞誉，他的散文功底同样出众，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那篇《伤仲永》便是他在庆历年间（公元1043年）的作品，而其中的那句“泯然众人矣”更是传颂千古。
欧阳修当然不可能知道王安石此生的最大志向是什么，但我们把时间倒退回四年前的公元1050年就能从王安石这时所作的一首诗里窥见端倪。这首诗名叫《登飞来封》，他是王安石从浙江鄞县回到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西湖所作：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未来的王相公哪里想做什么李白或韩愈，他是要做立于云端之上且不慕浮云的那种人，而此时的王安石只有三十岁。
在接下了朝廷赐予的群牧判官之职后，朝中的另一位翰林学士杨伟也联合几名官员共同保举王安石。他们向赵祯说王安石“文行颇高”，而且还政绩突出又不恋功名，所以他们保举王安石直接免试充任集贤校理。赵祯准奏，但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一头犟牛的王安石面对如此煌煌圣恩竟再次上表推辞。
说句调侃的话，此时的王安石可以说是相当会为自己立人设。当然，他倒不是有意为之，可正因如此他反而在整个士人集团里更加声名日隆。
宰相陈执中甚至还以此事训诫了前来向他求官的馆阁校勘沈康：“ 王安石数次拒绝应试，所以朝廷为了奖励他这种不恋功名的习气才授他为群牧判官。馆阁官员都是天下贤才，首先就得有大德，可你竟然主动讨要官职。你把自己和王安石对比一下，难道不觉得羞愧吗？”
王安石此时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孝道，而他的那位前半生的好友、后半生的政敌司马光这时候也在“尽孝”，只不过王安石在“立行”，而司马光则是在“立言”。此时官居殿中丞并兼直秘阁的司马光向赵祯进献了他的大作《古文孝经指解》，赵祯看完命人将此书存入秘阁以垂后世。
未来的王相公和司马相公这时候正如朝阳一般在宋朝的官场上喷薄而出，但他们想要如日中天还得稍等一段时间，而此时与他们的人生走势正好呈反照的是曾经的帝国精英韩琦。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提到韩琦了。在王安石的这个年岁，韩琦已经是一位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帝国封疆大吏，虽然被西夏的战神李元昊同志在战场上给揍了个鼻青脸肿，但韩琦还是凭借在陕西的“劳苦”而年纪轻轻就进入两府官居枢密副使。那时候的韩琦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宰相和枢密使这等高官厚禄距离他只是一步之遥。然而，爬得越高越快就摔得越疼，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范仲淹、富弼、韩琦和欧阳修这一干人等集体被赶出了京城，在那之后的的十年时间里，这些人一直都没能再进入京城，他们似乎成了国家不可饶恕的历史罪人。
我们如今很难清楚地知道赵祯对主导庆历新政的这一伙人到底是什么态度，或许夏竦的那个指责新政集团阴谋造反的谣言还真的是让赵祯信以为真了，要不然我们很难相信他竟会对这伙人放逐了十年之久，范仲淹更是至死都没能再回京城并与他心心念之的皇帝陛下见上一面。可是，在范仲淹死后，赵祯却先后让蔡襄和欧阳修都回到了京城并对其委以要职，这道看似会永远关闭的大门就此重又向新政集团的人敞开了。
对此，此时正在山西并州为国镇边的韩琦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但他望眼欲穿也迟迟没能等到赵祯的宣召。然而，强者往往不等待机遇，而是主动创造机遇，韩琦在这年的岁末以自己患疾不愈为由请求赵祯让人为他治病，而且他点了太医齐士明的大名。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当然有，赵祯如果还对韩琦还有感念之情就会召他回京就诊，可赵祯的决定让韩琦颇感意外，他没有让韩琦回京，而是让齐士明动身到并州去为韩琦诊治。这时候有人就对赵祯说：“太医只给皇帝看病，怎么可以外遣去给边臣就诊？”
赵祯可没管这些，他派了一个太监陪同齐士明一起去了并州。不知道韩琦在见到齐士明之后到底是喜还是愁，但至少眼下他还是回京无望。韩琦这一年已经四十七岁，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中年人了，作为一个官场的老油条，他多么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还能重回政坛巅峰。
我们这里说韩琦是官场老油条或许会让韩琦的拥趸们感到愤怒，毕竟未来的韩相公在他们眼里是那么的德行高尚且对国家有定策安邦之功，可韩琦后来的一切所为是为了什么？他的出发点和动机又是什么？公心更多还是私心更多？相比范仲淹一生都以天下为公的胸襟和志向，韩琦在备受冷落的这十年里已经变得让曾经熟识的人感到陌生。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韩琦曾经当然也是一个少年，做御史的时候他不畏权贵勇于直谏，西北戍边的时候他是最强硬的主战派，那时候的韩琦热血沸腾且无所畏惧，他是一个标准的屠龙少年——亦如每一个曾经年少的我们。可是，在经历了大半生的风霜雨雪以及荣辱兴衰之后，你再去看看当年的那些少年，这里面又有几个还保留着曾经的那份初衷？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句话我多想送给已经离我们远去的范仲淹，我多想看到他能够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回到让他长大成人的淄州长山从而与年少的自己再度相逢，一切只因为他配得上这样的褒美之词。
遗憾的是，相比于范仲淹，韩琦没能免俗，外贬的这十年让他从此不再少年，二十多年的官场沉浮让他终于是把官场以及当官这门学问给研究明白了。看看人家陈执中，再看看自己，韩琦怎么也不会觉得陈执中比他强，可这人却深受赵祯的信任，这里面原因在哪儿？没错，摆在韩琦眼前的一个事实就是——如果你忧国忧民并一心想着要做大事，可你未必会受到皇帝的待见。
赵祯已经当了三十几年的皇帝，他现在需要的是听话的大臣，而不是心系家国胸怀天下的大臣。在赵祯看来，胸怀天下这种事只有他才能做，身为大臣只能忧其君，最好不要忧其国忧其民，要不然不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会怀疑你是否包藏祸心，就连皇帝陛下也会觉得你是在跟他争抢人心。概括而言，面对赵祯这种类型的皇帝，你如果能够处处迎合定然升官发财永享尊荣和富贵，正如陈执中这般。
这一次的太医外遣事件可以被视为韩琦的一次成功的投石问路，这至少可以证明他在赵祯那里还是有一定分量的。那么，接下来韩琦要做的就是加倍努力地工作并干出一番成绩，然后他才有可能尽快回到京城。
次年的公元1055年2月，韩琦命人将他新创的一套用于平野作战的阵法呈献给了赵祯。在命京城的禁军按照阵法进行演练之后，赵祯下诏将此阵法在并州一带的守军当中予以推广和施行。
这还不够，为了加深在赵祯那里的印象分以及为了增加出镜率，韩琦另外还放了一个大招。
在太宗朝时期，为了防备辽国在山西方面的进犯，当时的河东地区宋军主帅潘美下令将边境地带的一大片宽阔地带进行清野。简而言之，这片地域不得有居民从事生产和生活，名曰“禁地”，由此而造成的局面就是这里的一大片农田就此也跟着变成了荒郊野地。欧阳修曾经建议在此地进行复耕，范仲淹奉命宣抚河东地区时也同意欧阳修的建议，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明镐的反对，此事也就此作罢。
韩琦这时候再又重提此事，而当初那个反对复耕的明镐此时早就入了黄土。韩琦上奏说：“这块土地本就是我们之前的农田，老百姓的房子现在都还在那里。如果我们不对其予以复耕，那么辽国人要是抢了过去岂不成了资敌了吗？”
上了这道奏疏后，韩琦再又以养疾为由申请回老家河南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为官。赵祯体恤其情便准了韩琦的奏请，他随后便下旨让此时在河阳为官的富弼替代韩琦担任并州知州，但请注意，赵祯利用此次迁官给富弼加了官——宣徽南院使。韩琦回到相州意味着他距离开封更近了，而富弼的这个宣徽南院使头衔也意味着他距离重回两府只有咫尺之遥。种种迹象都显示因为庆历新政而被赵祯疏远的新政集团距离东山再起之日已经不远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赵祯最后终于是同意了韩琦在边地复耕的奏请。宋朝随后征发六千余户边民共计开垦出农田九千六百余顷，而且这些人可不是什么单纯的农户，而是亦兵亦农。简而言之，这些所谓的农夫可都是腰里别着家伙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