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妃病逝的这一年是公元1054年，赵祯这时候不过才四十四岁，但他在皇帝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三十二年。这个年限在中国古代的所有皇帝里面已经算是“高寿”了，但赵祯的这个年纪很显然还可以让他大有作为，遗憾的是，张贵妃之死似乎带走了赵祯对整个世界的全部热爱。
更遗憾的是，此时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也让赵祯在皇帝位置上没有丝毫的工作动力。辽国已经开始由盛转衰，而且由于对高丽和西夏连续用兵且遭遇大败从而让四邻都不再对其畏之如虎；西夏也别提了，连着跟宋朝和辽国硬刚了将近二十年早已让其疲惫不堪；至于西面的吐蕃诸部则是一直都很乖顺，而且一盘散沙的他们对宋朝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威胁；南边地区更是因为刚刚被狄青给荡涤了一回而让交趾的李德政收回了对宋朝的觊觎之心。
外部世界很平和，而内部呢？黄河现在很安静，地面上也没有再出现什么地震、旱灾或蝗灾之类的幺蛾子。朝廷里有权臣吗？没有，只有一个听话得不能再听话的陈执中。有奸邪吗？赵祯觉得没有，但言官们一直觉得有，但这个早已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常态。武将们老实吗？现在是王德用和狄青这新老两代如战神一般的人物坐镇枢密院，哪个武将又敢造次？
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赵祯个人还是他治下的这个国家如今都处在一个看似没有任何危机的生存环境之中。四十四岁，这个年龄其实也不年轻了，放在现在也是已经快是一个中年人了，对于赵祯来说，他的问题就在于他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探索精神和激情。毫不夸张地说，为帝三十余年的赵祯几乎把这世间的所有风景都看透了，九五之尊的尊荣于他已是家常便饭，人世间各种山珍海味他早已吃腻，声色犬马他也逐一体验，而后宫的各种明争暗斗以及朝堂之上的各种尔虞我诈也早已让他厌倦且甚感乏味。
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作为一个守成之主，也是一个毫无任何野心和抱负的仁厚之君，张贵妃的死让赵祯眼前的这个世界顿时失去了所有的色彩。在无声无息间，赵祯这才猛然发觉这个女人竟是他生命里唯一的那一抹色彩，在这个女人撒手人寰之后，他的人生状态只有一个词可以准确地形容——生无可恋。
夸张一点说，从此以后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就只是一个没有了灵魂的躯壳。他虽然也会有正常的喜怒哀乐，但在他原本清澈透明的眼眸里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丝又一丝的阴沉和昏晦，在那里面看不到丁点的光亮。可是，他是帝王，即便他身处再大的悲痛之中，即便他躺在床上呻吟不止，可这个国家的重担却不会因此而在他的肩上减轻一分。
宋朝现在确实没有内忧外患，但内斗的戏码却是从来都不会中止。与赵祯一样同属人到中年，在宰相的椅子上还没坐舒服的粱适也被人给踢下去了，而且他这次还是被群殴。
粱适先是被御史马遵上疏弹劾，随后又被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当着赵祯的面直斥资其为奸邪，其罪名无外乎就是那些言官们经常用来弹劾两府大臣的陈词滥调：为人不正、不束亲族、滥用职权、勾结宦官、败坏吏治。
赵祯身处皇宫内苑当然不可能知道粱适每天下班之后都在干什么，他没想到粱适会有如此之多的恶迹并由此而惹得这帮言官集体大怒。他问道：“前些天马遵也说粱适的种种不好，他还说唐朝自天宝年间后就吏治大乱其原因就在于有梁适这种人在败坏朝纲，难道说粱适真有那么大的破坏力？”
吴中复回道：“ 唐朝开元年间因为重用姚崇、宋璟和张九龄而致使天下太平，但自从李林甫当政之后就纲纪大乱，于是才有了后来一系列的动乱和悲剧。所以说，虽然君王能够镇抚天下，但国政治理的好坏则取决于宰辅大臣。”
吴中复这样说也就是在间接地指控粱适就是当代的李林甫，赵祯大惊之余又觉得此言有些耸人听闻，他说：“朕每次任用宰相都是经过了你们的公议，如今看来你们当初的眼光也是有问题啊！”
赵祯这一句话把吴中复顶得是哑口无言。
得知自己被御史接连弹劾且还是当着皇帝的面遭人弹劾，粱适立马就坐不住了，他上疏请求与马遵等人当面对质和辩论，他要当着皇帝和所有两府大臣的面前为自己的声誉而战。这帮御史可没有闲工夫跟粱适搞什么辩论大赛，他们纷纷以书面的形式向赵祯上疏揭发粱适的罪行。
概括起来，粱适犯有四件“大罪”：光禄少卿向传师和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因为贪赃本应罢黜，但粱适却只是将他们降官了事；因为得了商人的好处，粱适奏请朝廷对其予以恩泽；接受张掞的行贿而将其升官为三司副使。
除了上面这三件事，最后这件事才是对粱适最有伤害性的。言官们指责粱适的亲族子弟刘宗孟与商人合伙贩卖官茶但却未能按时缴纳茶款，所以需加倍缴纳滞纳金，这笔钱加起来是十四万贯。然而，粱适为了让其少缴纳滞纳金便将负责彻查此案的盐铁副使李虞卿给派到陕西去清点刑狱。
看着手下的小弟们如此卖力，御史中丞孙拚也在这时候去给赵祯吹风：“陛下，粱适当宰相既不能领袖百官也不能管好他的家小，现在外界对他可是议论纷纷，你如果不罢免了他，那这事恐怕会越演越烈啊！”
也是可怜了粱适这个官迷，他本希望能靠着当庭辩论为自己洗刷诬名，可他还没等到这个机会就被罢免了宰相之位，而他的新岗位则是郑州知州。
我为什么要说粱适可怜呢？原因就在于这帮言官这一次确实有些做人不地道，上面那四件粱适的罪状里前面三件都是事实，但这些人都是基于猜测给粱适定的罪，粱适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走了正常且合法的流程，至于受贿完全就是他们的臆想。
最让粱适感到欲哭无泪的是，言官们指责他的亲族子弟贩卖官茶一事完全就是血口喷人，因为那个刘宗孟不但没有参与茶叶的贩卖，而且他和粱适根本就没有什么亲戚关系。这件事完完全全就是言官们听了外面的传言给粱适定了这么一个“不缉子弟”的罪名。无奈的是，赵祯在没有查证清楚的情况下就下达了罢免粱适的制书。也就是说，即便还给粱适清白，但他的宰相乌纱帽也不可能再给他重新戴上去了。
粱适丢官让一些人很是愤怒，这些人便是宫里跟粱适关系交好的公公们。他们对赵祯说道：“御史们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冤枉当朝宰相，如此下去谁还敢当这个宰相？所以，陛下你应该对这些风闻言事的御史予以惩戒。”
既然案情已经真相大白，赵祯也觉得御史们这次实在是做得有些过分。于是，参与弹劾梁适的三位御史纷纷落罪：殿中侍御史马遵外放为宣州知州，吕景初贬为江宁府通判，吴中复贬为虔州通判。
诏令颁下，知制诰蔡襄却拒绝草制，他认为这三人无罪。但是，朝廷又不是只有你蔡襄一名知制诰，可这些人也都拒绝草制。然而，这难不倒这些公公们，他们绕过皇帝陛下的这些不听话的秘书，转而直接把诏令交给了中书省，陈执中当然对诏令言听计从，这三名御史就此集体外放出京。
御史中丞孙拚当然要为自己的小弟说话，可他在赵祯面前磨了半天的嘴皮子却毫无用处，他再又以辞职威胁赵祯，誓要让其收回成命，可赵祯还是不同意。翰林学士胡宿也因此事请见赵祯，目的仍然是想让马遵等三人留在京城，结果仍然是碰了一鼻子的灰。
为了补梁适的宰相空缺，赵祯将参知政事刘沆给提拔为了陈执中的副手担任次相。
话说这梁适在离京之后倒也没有萎靡不振，宋朝的宰相被下放为地方官实在是算不得什么稀罕事，而且以前宰相的身份到地方任职反而是爽得不行。有鉴于西北的秦州再又不太平，赵祯便将刚刚到郑州的梁适给调到了秦州担任知州，而梁适的上级正是他之前的老上级文彦博。
孙拚似乎盯上了梁适，他反对让梁适去秦州，理由是前宰相不宜去守边，这样会让秦州当地的各个番族以为朝廷将要有什么大动作，可能会“友邦惊诧”。但是，赵祯之所以要派梁适过去就是因为当地番族经常袭扰秦州地界的寨堡，所以宋朝才在各处增派了驻军，梁适过去就是为了摆平那一堆的麻烦事。
梁适到了秦州后也确实显示了他作为宋朝前宰相的能力。宋朝在各处增兵本就已经让周边的番族感到不安，梁适的到来更是加剧了他们的忧思，可梁适却并未对他们刀兵相向。他命人杀牛宰羊盛情款待了番族的几位大酋长并向他们透露自己此行是为了安抚人心而非清算旧账，同时他还将之前增派到各地要塞的军队给撤了回来以示自己的诚意。就此，梁适在秦州为官期间番族部落一直都非常的老实听话。
梁适在秦州当他的“土皇帝”之时，宋朝的另一位中年大叔且已经在外漂泊了十年的北宋大文豪欧阳修终于得以再次重回京城，而且他这次回京还被升任为了翰林学士。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欧阳修受命参与《新唐书》的编修。
需要说明的是，这时候的欧阳修利用外放为官的这十年时间已经基本上独立完成了《新五代史》的编修，而这纯属他的私人行为。《新唐书》是在庆历年间由赵祯下令主持编修的官方史书，到了欧阳修参与进来时已经完成了大半。客观地说，《新唐书》出力最大的人其实是宋祁、范镇和吕夏卿，其中宋祁负责的是《列传》部分，范镇和吕夏卿负责的是《志》和《表》，欧阳修负责了《选举志》和《仪卫志》以及部分《本纪》的编修，另外他还给《志》和《表》作了序。简而言之，最后整理完成《新唐书》编修的人是欧阳修。 或许是因为欧阳修在后世的名声更大，所以如今人们提到《新唐书》往往首先想到的人都是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