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欧阳修被贬滁州之前，我们还得说说朝堂上的这些两府大佬们之间的争斗。晏殊和杜衍这两个宰相虽然走了，可新政时期的那套两府班底里还有一个人此时仍在宰相的位置上岿然不动，此人正是章得象。别以为你章得象在范仲淹被罢免之事上出力不小就能逃过一劫，“还乡团”这一次就是要将与新政集团有牵连的人赶尽杀绝。
不过，在整个新政实施的过程中，章得象和晏殊一样都是个甩手掌柜，他们既不反对也不明确表示支持，这样看来章得象只要小心做人似乎就不会被拉下马来。然而，宋朝的顶级官员几乎都是从书海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他们想给某人定个罪名简直就是信手拈来。章得象这一次被人弹劾的罪名就是为相期间尸位素餐（无所建明），也就是说，你章得象如果当初支持新政不会有好下场，但你不说话就是在尸位素餐，如今同样要被清算。
赵祯本来是想保章得象的，可奈何御史台的官员坚决要求罢了他的宰相之职，再加上章得象自己也先后十二次上表请辞，于是赵祯这才同意将章得象罢为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判陈州。
又一位宰相落马了，上去的人又是谁呢？此人便是刚回京担任参知政事才几个月的陈执中，他先是掀翻了杜衍并把贾昌朝给推了上去，如今贾昌朝又投桃报李将陈执中也给拉到了宰相的宝座上。在这之后，枢密副使吴育调任参知政事，为杜衍撰写罢相制的翰林学士丁度则升任为枢密副使。自此，除了庞籍外，整个两府大臣中全都是对庆历新政持反对立场的人。
这些人在欢呼胜利之后再又举目四望，然后他们发现朝中竟然还有一个新政集团的“余孽”没有除去，此人便是君子党的骨灰级元老余靖。此时的余靖不但仍在谏院挂职，而且也是两制官的里一名知制诰，他自然不能逃脱这最后的大清算，而他被人所安插的罪名简直就是在生动地诠释何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余靖因为先后数次出使辽国，所以他就自学了契丹语，而几个月前他奉命出使辽国时正是用契丹语同耶律宗真进行的对话。他的罪名也由此而来：“你余靖竟然用契丹语和辽国皇帝交谈，我们大宋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你个假洋鬼子！”
余靖被这么一顿炮轰之后也被贬出了京城，他被外放到吉州担任知州。
说完了上述这些事，最后我们再来说欧阳修的“报应”。他之前把现任的两府大臣都骂成是奸邪，人家怎么可能放过他？
话说这开封城里曾经有个叫张龟正的人因为妻子亡故便续了一弦，而他新娶的这名女子可是大有来头，此女子正是欧阳修的小妹。不幸的是，张龟正续弦没几年就死了，留下了他和前妻所生的一个只有四岁的小女孩。欧阳修的妹妹就此成了一个守寡之人且还带着一个幼不知事的继女，当哥哥的欧阳修见她俩无所依靠便把她俩接到了自己的府中。等到这个小女孩到了出嫁的年龄，欧阳修便将她许配给了自己的族侄欧阳晟。由于欧阳晟在虔州担任司户，所以这个年轻的媳妇就被他留在了开封看家，可这个耐不住寂寞的小妇人居然和家里的一个名叫张谏的仆人勾搭成奸，而此事正好被回到京城休探亲假的欧阳晟给发现了。大怒之下，欧阳晟直接把这对奸夫淫妇给告到了开封府。
这时候的开封知府是之前曾在成都为官的杨日严，他和欧阳修之间曾经可是有过节的，如今欧阳修身上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丑闻，杨日严自然是乐得不可开交。审问中，张氏小妇人不知是因何缘故主动爆料说她和欧阳修曾经有私情（有说是杨日严教她这样说的，也有说是她自己想检举欧阳修从而立功以争取宽大处理，因为她的罪名一旦成立会被判流放两年），而且她还说自己有证据，这个证据就是欧阳修曾经写给她的一首诗。
这首诗大名鼎鼎，它正是出自欧阳修笔下的《望江南.江南柳》：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着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这首诗将欧阳修和这个张氏小妇人联系起来就再香艳不过了。这意思就是说，欧阳修之前给这个小妇人写过一封情诗，他赞美了张氏少时的楚楚动人，在其未成年时就对其怀有垂慕之心。等到张氏十四五岁时，欧阳修更加地喜欢了，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更是已经无法抑制内心的狂热。
此事被捅出来后，谏官钱明逸立马上疏弹劾欧阳修。在这份弹劾奏疏里，钱明逸不但指责欧阳修有违人伦，而且还涉嫌霸占张氏的父亲留给她的遗产。
赵祯看了这份奏疏之后也是大惊，你欧阳修平日里总是君子长君子短，可没想到你这个老小子竟然这么坏？赵祯忍不住地想要口吐莲花，他下令让中书省负责彻查此案。
趁此机会，宰相贾昌朝便指派太常博士兼户部判官苏安世去亲审此案，赵祯这边也派了一个叫王昭明的太监负责监审此案。贾昌朝就是想以此案把欧阳修给彻底搞倒搞臭，但遗憾的是他这次看错了人。由于欧阳修总是喜欢张嘴就放炮，他因此而得罪了不少人，这个苏安世和太监王昭明正在此列，但事实证明此二人才是真的配得上君子之名。
最后结案时，欧阳修与张氏妇人有私情一事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予立案，但欧阳修确实曾经把张氏父亲留下来的遗产拿去买了田地，而田契上面所注明的土地持有人则是欧阳修的妹妹，也就是张氏的继母。需要说明的是，欧阳修当初拿这笔钱买地的时候，张氏还只是一个孩童，她的监护权在欧阳修妹妹的手里。但是，此事不管怎么说都让欧阳修涉嫌侵占了张家的财产。
苏安世和王昭明将此案的审理结果上报赵祯，案卷里关于欧阳修的部分只是涉嫌侵占张氏的遗产，至于欧阳修涉嫌乱伦之事并未提及。赵祯于是下令中书省开会给欧阳修议罪，最后的结果就是欧阳修被从河北给贬到了滁州担任知州。
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让早就对欧阳修看不顺眼的两府大臣很不满意，但赵祯已经表明了此案就此为止的态度，他们也不好再闹下去，但这口恶气必须得出。于是，贾昌朝等人迁怒于苏安世和王昭明，苏安世后来被贬到泰州去监理盐税，王昭明则被贬到寿春县去监理酒税。
关于欧阳修的这起乱伦丑闻在历史上争议很大，在《钱氏私志》和《默记》里都有关于此事的记载，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缺乏足够强有力的证据予以支持。这也就成了一桩历史上的悬案和疑案，真相如何或许也就只有欧阳修和张氏才最为清楚。
欧阳修的这次外贬滁州不但害苦了他，让他的名誉大为受损，也“害苦”了很多后人。别的不说，至少我本人上学那会儿在背诵《醉翁亭记》时被折磨得是欲仙欲死。
欧阳修被贬至滁州可以被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此举意味着新政集团的彻底倒台和瓦解，同时也意味着庆历新政的彻底失败和终结。从公元1043年9月新政措施开始陆续出台到此时的公元1045年8月，整个新政前后所持续的时间还不到两年，更可悲的是，新政真正施行的时限其实还不足一年。
纵观庆历新政的前后整个过程，这看似就是一场闹剧和儿戏，它是在赵祯的催促下仓忙而起的一项革新运动，然后又是在赵祯的默许下被人蓄意攻击和抹黑以致最终草草收场。作为新政的主要策划者，范仲淹的初衷也并不是要给这个国家进行一场大型手术，他只是希望能够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完成对这个国家（主要是官场构架）的重塑，因而历史上将这场运动称之为庆历新政可谓是相当准确，诸如“变法”和“改革”之类的词汇对于这场运动而言确实有些承受不起。即使如此，这场运动所遭遇的阻力和反对却丝毫不少于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从后人的视角来看，庆历新政的失败其实是注定的，也是必然的。首先，范仲淹缺乏一个可靠的团队。郑戬在陕西疯狂地挖他的墙角，欧阳修和石介不但没有帮他杀敌，反而还为他引来了更多的敌人。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人所带来的破坏力简直超过了新政的反对者。其次，范仲淹手里的权力也不足以支撑起他的这番理想和抱负。在他的上面有晏殊和杜衍，与他平级的富弼和韩琦也不认他是新政的唯一领袖，在这方面范仲淹与他的后辈王安石相比是远不能及的。再者，最重要的一点，身为皇帝的赵祯对这场革新运动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
赵祯当时之所以要求两府大臣拿出治国的新策完全就是出于一时的意气，是一个自觉在辽国和西夏面前受了侮辱的帝王在羞愧和愤怒中所发出的一声暴呵，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那份想要对这个国家进行一场全面革新运动的勇气和决心。因此，当发现范仲淹所驾驶的这辆马车有失控的危险时他便胆怯了，而他的犹豫和摇摆正是导致新政失败的根源。
中国历史上由统治阶级自身所发起的的变法革新运动有很多，远的有春秋时期的管仲新法以及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以及秦国的商鞅变法，近的则有明朝的万历新法，清朝的雍正新法的以及晚清的戊戌变法。在这么多的变法运动中，真正称得上将一个国家从头到脚地进行了一番洗礼的变法其实很少，很多都只是针对某些个急需改革的领域所进行的革新或调整。在这其中无论是哪一种变法其实都离不开在位君王的支持，有些革新运动甚至就是由君王本人所直接发起的，比如雍正皇帝，再比如王莽。
个人以为，古今的所有变法里面最为彻底最为成功的变法当属商鞅的变法，那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式的变法。商鞅的变法于秦国而言是重生，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变法和革新只是修饰或缝补，顶天了说也就是一场局部的外科手术。如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商鞅当时所面对的压力和阻力有多大，但在商鞅及其新法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非议和攻击时，秦孝公对商鞅和新法的态度又是如何呢？试想，如果没有秦孝公矢志不渝地鼎力支持，商鞅的变法会成功吗？
张居正的改革为何会取得成功？因为他当时就是实际上的明朝皇帝。雍正的新法为何会成效显着？因为新法就是他这个皇帝亲自主导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又为什么会成功？因为邓公本人就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至此，我们想说的话也就呼之欲出了。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他们之所以会失败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赵祯和未来的神宗皇帝赵顼在这个过程中突然间不再是他们坚实的后盾，他们在重重压力之下向保守集团妥协了，甚至是投降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在封建帝制时代，没有皇权的加持，任何一种由臣子所主导的革新都必将失败。
相较于后来的那场将宋朝的整个社会框架给重新拼接并撕裂了整个官场的熙宁变法，庆历新政的失败和结束对宋朝的总体影响其实谈不上很大，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整个过程就像是往平静的水面砸进去了一块大石头，虽然声势很大，但终究只是水波和涟漪。待到一切又重归平静后，宋朝依旧还是之前的那个模样。
放眼此时的整个天下，辽国和西夏还在疗伤，宋朝则像是刚从一场噩梦里惊醒过来，但这个梦却又带来了实质性的伤害。从此以后，宋朝每年多给辽国二十万的岁币，西夏那边也得每年定期上交近三十万的保护费，而这近五十万两的银子所换来的则是再一次的“天下太平”。
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宋朝再又一派看似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被后世所无限渲染的“仁宗盛世”也是由此开端，中国封建历史上所谓的最文明、最繁华、最清明、最富庶的时代也正式拉开大幕，宋朝就这样带着一身的积弊开始了最后的狂欢。然而，具体到个人，整个东亚大地上此时却没有人能比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更有幸福感和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