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说到这儿，想必我们都应该清楚石介的政治智商有多高了。对于此人，他的老师范仲淹对其有过一番透彻的评价。
在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四人相继被赵祯选入谏院后，他们曾经集体向范仲淹举荐过石介，他们想让石介这个当代名士、这个道学家、这个满腹经纶的当世大儒也进入谏院任职，如此便可让君子党的势力和影响力变得更为强大。但是，范仲淹当场就否决了这个提议，他基于自己的识人眼光以及对石介多年的了解说了下面这一番话：“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为奇异，若使为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少怫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主上虽富有春秋，然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
范仲淹的意思就是说石介为人太过刚直且喜欢走极端，他认准的事就一定要非成不可，更是会强人所难。此人如果做了谏官，那么一旦皇上不同意他的奏请，他必然会对皇上死缠烂打，甚至是会叩头流血以谏，总之就是他为达目的会不死不休。这种人怎么可以做谏官？
范仲淹此言可谓是一针见血，而石介也就此断了进入谏院的可能。不过，范仲淹还是很认可石介的学问，要不然也不会容许他一直在太学任教。遗憾的是，尽管范仲淹对石介万千提防，但终究是没有防住石介的这张嘴。
高手对决讲究的是谁最少犯错，新政集团及其追随者们却是在不断地犯错，甚至是犯下了极其愚蠢的大错。客观地说，他们不失败简直就是有违残酷的生存法则。就在此时，对新政集团来说最要命的事终于发生了，石介写给富弼的那封信被夏竦给知道了其中的内容。
夏竦为什么会知道这封信的内容？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从古至今大红人都是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而像石介这么拉风的宋朝学术界顶流式人物自然也是时刻都生活在狗仔队的各种关注之中，再以他一贯的喜欢高调行事的风格，搞不好这封信的内容是他自己主动曝光的也很有可能。不管真相究竟如何，反正最后夏竦就是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而且石介也确实写过这么一封信。
夏竦简直是笑疯了：你石介这个狂悖小子真的是太蠢了，既然是你主动找死，那你也就别怪老夫下手太狠了。
石介在《庆历圣德颂》里对夏竦进行了公开斥责，这就让夏竦的“奸佞”之名随之传遍了全国，而石介作为声名远播的道学家其徒子徒孙当然是不会少，这基本上也就注定了夏竦必将在历史上背负一个奸佞小人的恶名和骂名（正如我们如今所看到和知道的这样）。如此深仇大恨，你让夏竦怎么能不记恨石介？可是，石介永远不会知道夏竦对他的仇恨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
关于此事，北宋末期的历史学者高晦叟在他所着的《珍席放谈》里曾提到过夏竦对石介心怀仇恨的具体表现：竦怏怏衔之深，岁设水陆斋，常旁设一位，立牌书曰：“夙世冤家石介”。
夏竦此举显然是在诅咒石介能够早点去死，而且还提前给石介准备好了牌位，如果没有深仇大恨夏竦又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举动？换了你是夏竦，如果你知道自己被某人给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你会作何反应？夏竦就算是真小人，可人家也是明事理知廉耻的读书人，既然你石介不仁也就怪不得他夏竦不义。
对着石介写给富弼的书信内容仔细琢磨之后，夏竦开始了自己对石介的报复：他先是找来府中的一个善书的女仆，然后让她整日临摹大学问家石介的笔迹，直到此女子的笔迹达到了能够以假乱真的境界。在这之后，夏竦让女仆将石介的那封信给改了一个字，他将“行伊、周之事”改为了“行伊、霍之事”。
一颗超级炸弹就此在夏竦的府中横空出世！
伊尹和周公这两个人已经足够让赵祯瑟瑟发抖了，而夏竦把周公给替换成了霍光，这下赵祯可就彻底完蛋了。伊尹和周公的行为倒还可以解释为一心为公且一心为国，而他们最后也都将国政大权还给了自己的君王，可夏竦将伊尹和霍光放在一起就彻底颠覆了石介的本意。伊尹实际上是变相地囚禁了自己的君王，在那三年里他才是实际上的商王，而霍光更是把时任皇帝刘贺给直接废了，然后又立了刘病已当皇帝。经过夏竦的改动，石介就此背负了唆使富弼废立君王的嫌疑。
经过夏竦在幕后的一番操纵，这封被改动之后的书信内容先是在他的辖境亳州传播，继而又传入京城再又传遍全国。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的事自然不可能瞒得了赵祯，既然赵祯都知道了，那么范仲淹和富弼等人能不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而且就算这事是夏竦的阴谋，可民间和官场的舆论这时候已经是甚嚣尘上。正所谓人言可畏，即便这是蓄意构陷，可这事你富弼根本没法自证清白。更麻烦的是，谣言四起发展到后来必然是流言四起，基于谣言而引申或臆想出来的各种流言和传言会将原本的事物无限放大和发酵，最后就成了一个个的惊天阴谋。
一时间，在民间和官场各种流言随即四起。经过这么一番以讹传讹的充分搅和之后，现在不单是石介在怂恿富弼另立新君了，而是包括晏殊、范仲淹和韩琦在内的所有辅政大臣都在谋划着如何为宋朝再选一个新皇帝，至于为什么还没有行动，只是因为他们还在为到底立谁当新皇帝而争吵不休。常言道流言猛如虎，赵匡胤当年也是被“点检作天子”这个市井传言给吓得整日魂不守舍，那么范仲淹和富弼这两个新政的直接负责人和推行者此时又是什么反应呢？
说来也是令人感到无限悲凉，在这些流言蜚语的攻击下，早就被敌我两方的各种势力给消耗得精疲力尽的范仲淹选择了彻底躺平。他累了，也心灰意冷了。
从去年开始致力于推行新政到现在前后不过也就是九个月的时间，可在这九个月里范仲淹都经历了什么？他也曾雄心万丈，也曾以排除万难之勇气和决心去面对前方铁定会出现的各种阻碍和挑战，可当他真的上路之后才发现沿途竟然是如此的沟壑纵横且陷阱不断。
直白一点来说，范仲淹的新政其本质就是在与虎谋皮。他自己就是官僚集团的一员，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但他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拿着一把刀在割这些同僚身上的肥肉。请注意，他不是在割几个人或是少数人的肥肉，而是所有人！
范仲淹的新政虽然涉及很多领域，但实质上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北宋在这一时期的冗官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冗费问题。我们就此也曾多次提到过，他的改革其实是在拿现有的整个官僚体系开刀。先不说在制定和审议这些新政的具体措施的时候会有诸多的阻碍和困难，单单只是反对者们明里或暗里的各种拒不配合与敷衍了事就足以让这年已经五十五岁的范仲淹感到举步维艰。此时不仅是地方官员们对新政颇有怨言，就连新政集团内部也有人认为范仲淹的某些举措太过不近人情，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富弼。
新政既出，一些地方官员随即遭到罢黜，富弼就对范仲淹说：“你这样用笔轻轻一划就罢免或是裁撤了他们，这会让他们一家老小为之而举家痛哭啊！”
范仲淹愕然，他没想到富弼竟然会说出这种话。他回道：“他们不称职理应罢免，他们一家人痛哭总好过当地的无数百姓痛哭！”
话虽如此，但这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范仲淹此时的处境。除了要面对在新法推行上所遇到的困境，他另外还得面对和应付来自于新政集团内部的种种麻烦。
郑戬在陕西前后两次的神助攻可谓是让范仲淹捶胸顿足，他在前方为新政冲锋陷阵，可他的好兄弟却在他背后捅他的刀子。等到这一切都摆平之后，范仲淹却又开始遭受新政反对势力在暗中的恶意中伤，他被扣上了一顶结党营私的帽子。还不等他做出反击，欧阳修的《朋党论》和石介的《庆历圣德颂》又将他彻底地变成了整个官场的公敌。欧阳修的《朋党论》将所有不与新政集团为伍的人斥责为小人，石介的《庆历圣德颂》威力更大，它将整个官场都将新政集团视为死敌。
毫不夸张地说，范仲淹这是被欧阳修和石介狠狠地在背后插了一刀。这就是范仲淹的真实处境，他就像是一个奋战于战阵之中的斗士，他的前面是他的敌人，他在为国奋力厮杀，而他身后的战友也在舞刀弄枪，但这些人非但没有杀死任何一个敌人，反而还在范仲淹的身上戳了好几个窟窿眼。
终于，一直躲在幕后且善于抓住战机的夏竦给了范仲淹致命的一刀。这一刀虽然捅在了石介的身上，但范仲淹却浑身都在冒血。
事情到了这里，范仲淹其实也不是没有反败为胜的机会，但这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身为皇帝的赵祯能够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可是，赵祯没有这样做。至于原因，你范仲淹和富弼都要成为了伊尹和霍光了，我赵祯又怎么可能出面维护你们？为今之计，只有你们二人向本皇帝自证清白。
自证清白？值此谣言四起，范仲淹和富弼如何自证清白？凭自己的一张嘴吗？这种事不说还好，一旦范仲淹和富弼主动去说起这事反而可能引火上身，因为你们越是辩解就越是证明你们心虚，反而会越说越黑。
沉默，只有沉默。赵祯对外界盛传的宰辅大臣当中有人准备废掉他的流言选择了装聋作哑，而富弼和范仲淹也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这便是现状，赵祯与新政集团的领袖之间隔阂已生但谁都不愿意主动去击穿它，但坊间的流言却并未因此而消散，被新政给害得叫苦不迭的人巴不得这流言能够化身为猛虎将范仲淹和富弼都给吞噬掉。
历史上，面对这种局面往往只会有两种结局，要么是皇帝出面下令禁言并表态将会继续信任自己的肱骨之臣，要么就是被流言所扰的臣子为了自证清白而主动交出手中的权力寻求明哲保身。只此二者，别无其他。既然赵祯没有打算亲自澄清流言，那么范仲淹和富弼是不是就该主动请辞外放呢？可是，他们不甘心这样做，一旦他们走了，那么这新政必然覆灭。于是，他们选择了等待，等待赵祯出面给他们撑腰，可他们望眼欲穿也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毫无疑问，赵祯这时候已经对他们起了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