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所提出的十项新政措施从行政到吏治再到军事、农业、刑狱、律法、教育乃至是风俗文化，这一套新法可谓是涉及到了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一个完全抽离的角度和立场上来看这十项新法，那么它们显然都是眼下治愈宋朝各种顽疾的良药，它们可以让宋朝脱胎换骨并以新生的蓬勃活力再度强势起跑，毕竟一次成功且彻底的变革无异于再一次的改朝换代。可是，难听话我们还是必须要说：这世间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真理，那就是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会触怒并侵害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如果仔细去分析范仲淹在新政里的这十条新法，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新法将最重的棒槌都砸向了帝国的官僚体系。请注意，不是某一部分，而是整个官僚体系。
首先是朝廷大员和地方要员们每年的赏赐少了，恩荫也被削减了，他们家族里那些原本等着当官的亲族子弟突然前途无门。再者，中下层官员里数量庞大的那些奉行无为而治（混吃混喝坐等升官）的官员也结束了他们的好日子。他们以后想要升官不再是只凭资历，而是需要拿出政绩，况且考核的标准和要求都比以前提高了。如此一来，整个官僚体系从上至下都被新法给冲刷了一遍。说得严重一点，这个新法是在与现有的整个官僚体系为敌。
试问：这些人会支持新法吗？他们对范仲淹又是何种态度和看法？新法想要得到切实地推行和施行说到底都是需要倚仗帝国的各级官员去执行，如果这些人对此都持抵触情绪，那么新法何以推行？
参考北宋历史上最为有名的王安石熙宁变法，它为什么会被反对和抵制？因为它侵害了大地主、大官僚和大商人的利益，上至皇亲国戚和王公大臣，下至商贾士绅，王安石的新法就是要割他们身上的肉，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又岂能坐以待毙任人宰割？人都是有私欲的，即便他是帝国的宰相，韩琦、富弼、文彦博以及司马光乃至是苏东坡，这些人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身份——官僚和地主。在国家利益面前，他们个人的私欲和利益以及他们所处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被摆在了高于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的位置，他们当然也想让国家富强，但前提是不要动他们盘子里的蛋糕，而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原有社会模式下的既得利益集团。
王安石的变法几乎将宋朝像是犁田翻土一般给彻底倒腾了一遍，范仲淹没有他那么激进，他的新法虽然也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但只是有限度地予以剥夺，可这同样会让这些人不爽甚至愤恨。具体一点来说，如果公司的主管突然给你降工资降福利，然后还对你严明各种工作纪律并对你实行严苛的绩效考核，那么你会作何感想？你会不会想着跳槽？你会不会想尽办法把这个人给挤兑走？你会不会采取各种手段和办法重新夺回你之前所享有的各种优厚待遇？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是人性使然，倘若提出变法主张和措施的人是皇帝本人，那么这些人或许会忍气吞声，可如果这是朝中的某位执政大臣所为，那么此人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很遗憾，范仲淹正是如此。
说到变法，有三个人是不得不提：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商鞅的变法为秦国后来一统天下奠定了无可撼动的基石，可商鞅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死无全尸！王安石的变法让宋朝的国库充盈且国力猛涨，军队的战斗力也大为增强，可他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他自己被罢官回乡，新旧党争就此形成，整个宋朝官场被撕裂成了对立的两半。张居正的变法为明朝成功续命半个世纪，但他自己却在死后险些被掘墓鞭尸，他的家小或是因囚禁而饥饿致死或是惨遭流放。如此可见，面对变法，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可谓是凶残至极。
再看看这三人的背景，商鞅和王安石在变法之时几乎和当时的君王同穿一条裤子，其手中所拥有的权势也等同于君王，而张居正更是不必说，他变法的时候整个明朝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才是当时明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反观范仲淹，如今只是个参知政事的他能和这三人比权力大小吗？他的头上有宰相和枢密使，而他的皇帝对他的支持和信任更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他所面对的阻力却丝毫不比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少。那么，他的支持者呢？
作为早就闻名遐迩的大儒和道德宗师，范仲淹在士子中并不缺乏拥趸，早在几年前他与吕夷简斗得你死我活之时，他的身边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君子党”，这里面的成员包括了富弼、韩琦、欧阳修、庞籍、郑戬、余靖、尹洙、蔡襄、滕宗良等一干青年才俊。这些人如今或是与他同列两府主导新政，或是执掌宋朝言官系统一半的天下，或是在边关重地主政一方，再加上种世衡、张亢、狄青等一帮他在军事系统的老部下，这阵容可谓是文武双全极致豪华。问题在于，新政的反对势力同样阵容豪华势力庞大，我们甚至可以说反对势力的能量足以碾压这些改革者，毕竟他们几乎就是帝国的整个官僚系统。
正如我们后来所知道的那样，由范仲淹主导的庆历变法最后失败了。如今我们回头再细看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范仲淹的失败其实不仅仅是反对势力的反扑那么简单，新政集团内部的争斗和超级不靠谱才是导致新政失败的根源，而且在新政正式实施之前这些问题和隐患就已经在开始发酵。也就是说，还没等反对势力下手，新政集团内部的人就把刀子亲手递给了对方。毫不夸张地说，范仲淹以及他的新政之所以会失败，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身边有一群“猪队友”。是的，是一群，而不是一两个。
另外，我们在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下吕夷简。
在这不久之后，也就是范仲淹的新政措施开始正式颁布施行后，以欧阳修为首的几位君子再又成功地通过上疏将吕夷简彻底变成了一个“老百姓”，从此吕夷简就只能在家里安心养老，就连举行大朝会时本是荣誉性质的亮个相的资格也被剥夺了。满嘴仁义道德的欧阳修等人为何要对吕夷简这样一个半身不遂的病老头如此穷追猛打？因为他们担心吕夷简会破坏或阻挠范仲淹的新政，但他们这些人其实是有些杞人忧天了。
吕夷简在一年之后就过世了，从史料中我们也看不出他对新政的态度，但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自从吕夷简彻底闲赋并最终过世之后，整个宋朝就再无一个能够压制一切牛鬼蛇神的大人物。正所谓水浅王八多，遍地是大哥，从此以后无论是新政集团还是反对势力以及在他们各自的内部彼此谁都不服谁，群魔乱舞的时代也就此无可避免地开始了。
吕夷简在这个极度重要和敏感的时期突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或许也是宋朝的一种宿命，如果他仍然掌控朝政，那么新法只有两种结局，要么他反对新法从而让新法直接来个见光死，要么他赞成新法从而让北宋就此走上中兴之路。以他为相二十余年的资历和能量，无论是新政集团还是反对势力都不可与之抗衡，群魔乱舞的现象也就不可能出现，宋朝也就不会被这么一番折腾。可是，他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倒下”了。
对于吕夷简，历史对他的看法存在着两个极端，一个说他是定国安邦之能臣，一个说他是打压异己的奸佞之徒。新政集团的很多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反对新政的人在他面前则是敬畏交加不敢造次，但统一的看法就是他不是一个善类，更谈不上是什么正人君子。参看以往的北宋宰相，吕夷简有些像赵普，他强势，他揽权，他喜欢独裁，他打压一切与他为敌的人和势力，但他所做的一切皆是出自他对手中权力的掌控。他是宰相，他的所为皆是以此为出发点，他的所谓的“谋私”只是为了给这个身为宰相的吕夷简在谋私，至于作为单独个体的吕夷简，他无暇顾及。
如果我把“天下为公”这个词放在吕夷简的身上估计会被很多人所嘲讽，但身为宰相的吕夷简确实只有一个身份——大宋的宰相，他只知道自己是大宋的宰相，他不知道这个世间有一个人叫吕夷简。不可否认，吕夷简在打击政敌方面手段绝对堪称凶狠和阴险，这一点他没有丝毫的君子之风，但反过来说，真正的君子能够在政坛立足吗？历史上的那些出色的成功的政治家有人是君子吗？政坛就是君子的墓地，如果你想做君子就不应该涉足政坛，这句话可能逆耳，但如果有人否认这一点只能说明他是在隔岸看风景。
公元1044年9月， 前大宋宰相吕夷简病逝于他的老家安徽凤台，享年六十六岁。当消息传入宫中，这时候的赵祯正在与大臣们议事，他随即当场潸然泪下。
悲戚之余，赵祯不禁口中呢喃道：“安得忧公忘身如夷简者！”
说到底，吕夷简到底是个什么人其实只有身为皇帝的赵祯才是最有资格去评价的。前后对比之下，赵祯才会真切地发现吕夷简的有无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有吕夷简在，大宋朝堂的根基是稳的，可在他远离朝堂之后，赵祯每天几乎都在被自己的这帮大臣给左右拉扯，朝堂立马变身农贸市场，朝局的不稳顺带着也让整个国家来回震荡。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这些人确实有本事，但他们镇不住这个国家，他们也无法驾驭自己身后的这帮所谓的“支持者”，在对新政的见解上他们相互之间也是无法统一思想，而他们的反对者更是对他们横眉怒对。相较而言，吕夷简就算别的本事没有，可他上能镇国家下能抚百姓，而新政集团的那些君子在这方面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赵祯是个感恩的人，不说吕夷简对国家的贡献几何，单是吕夷简当年为他的生母李宸妃所做的一切就足以让赵祯终生对其感激涕零。吕夷简死后，赵祯在宫中亲自为其服丧发哀并下令辍朝三日，同时他追赠吕夷简为太师、中书令，赐谥号“文靖”。
对于谥号里的这个“靖”字，吕夷简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北宋的一代主政达二十余年的权相就这样告别了这个世界，对于他这一生，我不想在此过多地进行论述或总结。我就想说一句：吕夷简是一个实干家，一个在做事的时候不会在意任何人眼光和说辞的实干家，因为如果你过于去在意这些东西，那么你终将一事无成。
关于吕夷简，个人觉得南宋的两位史学家对其的评价可谓客观公正。李焘言：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庭，为世名相。吕中的评价更为直接：夷简之罪，莫大于因私憾而预瑶华之议，因北事而忌富弼之能。夷简之功，莫大于释仲淹之宿怨，容孙沔之直言。君子论人功罪，不相掩可也。
还是那句话，身为国之宰辅且执政长达二十余年，对于吕夷简的综合评价我们还是要去看他对这个国家和百姓都做了什么。至于个人私德，他确实没有范仲淹那样品德隆重，但请恕我无知，我也不曾听说过他像那个孙沔一样是个品德败坏的人渣，也不曾听说过他如正人君子欧阳修一般身陷过扒灰的丑闻或是时常流连于青楼红柱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