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到这里，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想到一个人？范仲淹！
此时的韩琦其实也差不多等同于之前的范仲淹，不同的是，吕夷简的那些在范仲淹口里所谓的“罪行”不如王随等人在私德有亏上这般露骨，而这帮老人如果你非要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罪恶倒也真的是在人为地制造“冤案”。
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在那些自诩为君子以及高举道德大旗对他人进行穷追猛打的人眼里，只要你被我认定了在道德上有缺陷，只要你被我这个自封的君子给咬住了，那么不好意思，我咬不死你也至少要扯下你一层皮。而且，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还会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会觉得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壮哉如我！
老实说，这样的卫道者如果不去大理寺和御史台简直是苍天无眼，更为天理所不容。
我为什么在言辞间对这类象征和代表着人间正义的人和行为充满了不屑和不敬呢？原因其实也简单，因为这些所谓的君子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但这套做人和做事的标准连他们自己也没做到。
说到这里又会牵扯出礼法的问题，到底是“礼”大还是“法”大？如今我们会说法最大，而在古代也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概念和说法，但那实际上只是个笑话，甚至在现代的专制国家里这同样是一个笑话。从古至今，“法”从来都不是最大，而是“礼”最大。何为礼？礼，法度也，但这个法度与法制是两个概念，它是一套被这个社会所认可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君子们的最强武器就是这个“礼”，简单说就是，只要有人触犯了这套礼仪法度就可人人尽皆伐之，即使我不是君子，但只要举起礼法的大旗我就可以讨伐你。
这个事看似很荒谬，但却具有无比的合理性。难道只有在德行上完美无缺的人才有资格讨伐流氓和罪犯吗？如果照此理论，流氓和罪犯将永远逍遥法外，因为这世间根本就没有在道德和礼法层面完美无瑕的人。事实上，这其实正是礼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被人高高举起的那一刻，而我们每个人既可以是举旗者，也极有可能在下一个瞬间就是被这面大旗所讨伐的对象。唯有如此，世间的一切恶行才有可能在理论上被尽数推上审判台接受法制的鞭笞。
我们可以不为善，但却绝不可以为恶，为善未必有回报，但为恶必受惩治，这就是礼法这面大旗存在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我们每个人都有举旗的资格，即使我们的手本身就不干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讨伐别人的“恶”。诚然，这看上去显得有些可笑，但恕我直言——这其实是礼法之幸，唯有如此这面大旗才会永恒不倒。倘若礼法这面大旗不再具备威慑性和神圣性，那么所谓的文明也将不复存在，人类社会必然与动物世界别无二致。
说一千道一万，举旗的人有时候或许让我们感觉是在无理取闹，甚至是让人感到恶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当这面大旗被举起的那一刻它就代表着绝对的正确。
举旗手韩琦这边正在暗自蓄力准备一举将中书省的那帮老家伙给踹下台，而他想要的这个机会随即找上门来。
有鉴于国家近来灾祸不断（先是山西和开封的地震，然后又是陕西多地发生冰雹灾害），赵祯于公元1038年改年号为“宝元”并下诏令百官上疏言政（必须得是密奏，除了赵祯谁也无权先行参阅），无论是刑狱不公还是为政有失，抑或宰执大臣其行不正抑或皇帝本人行为不端都可以指出来。
在宋朝，这其实也是灾祸频发之后一种例惯，而每到这个时候就是宰执大臣们如坐针毡的时候。脸皮薄的人会主动上疏求罢，脸皮厚的则把头像鸵鸟一样扎进泥土里等着别人把它的头给拔出来。
宋朝的这帮文官别说你皇帝下诏求进言，就算你皇帝不这样，他们照样会在这个时候群起上疏，其内容也可想而知。平时这些人饮酒作对，烟花柳巷，一派人间祥和之景象，可一到了给国家和社会或者某个权贵挑错时候，他们会瞬间变身为嫉恶如仇且以天下为己任的绝世君子或道德标兵。可是，还没等韩琦运好真气准备发功，一大批人就先于他给赵祯上了奏表。
说到上疏言事和言政，这里多说几句。我之前一度以为说官话不说人话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官场文化和风气，比如当下的大力弘扬什么精神以及高举什么旗帜，诸如此类的话在如今的官场和时政新闻里比比皆是，但谁能告诉我这里面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然而，这实际上乃是延续千年的官场风气，古代的奏章里就随处可见。
比如说亲贤者远小人之类的话，这话用来指导一个人修行或修德是可以的，这是可以挂在墙上的金玉良言，但这话用来指导或修正一个人的具体行为就显得很是荒谬，根本就是一句空话。再次请问：什么才叫贤者？什么又叫小人？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又是谁定义的？定义这个标准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再者，你所谓的贤人和小人只是你的认知和理解，在别人眼里此人未必如是，历史上的很多人更是在千百年后都争议不断，那么这些人到底是贤者还是小人？
再来说赵祯收到的这些海量的奏疏。同理，某些官员也是或多或少有卖弄文采之意，文章是好文章，但人话基本上一句没有，诸如皇上应该勤政，宰执大臣应该克己奉公，刑狱监察制度要严格落实，这些话配以优美华丽的词藻看似好看且说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对赵祯一点用处和触动也没有，而且说难听一点，这些话简直狗屁不值。我赵祯下诏求言是叫你说具体的人和事，告诉我具体该怎么做，或是建议我具体该怎么做，我可没让你们给我讲什么大道理。要论说教，我赵祯也是从小就苦读各类经书子集，说大话和空话我赵祯绝不会比你们这些人差到哪里去。
抛开这些垃圾不谈，我们还是得来说说比较有内容的奏疏。
对比上次韩琦和叶清臣上书言事的结果就能说明一些问题，叶清臣直接就拿范仲淹等人被贬说事，再拿地震来吓唬赵祯，结果是立竿见影，而韩琦的客套话既没有说具体的人，也没有说具体该让赵祯怎么办，结果是白白浪费了笔墨。大宋朝堂之上满殿的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聪明人可不止叶清臣，胆大的人也不止韩琦，而宰辅重臣们这一次也是难逃这些人的集体攻击，他们的好日子可就要到头了。
大理评事苏舜钦率先打响了第一炮，他直言地震和冰雹皆出自西北之地且灾情惨不忍睹，这不但是老天爷在警示宋朝边地恐有兵祸发生，而且也是在警告我们朝堂之上是否有庸才抑或宫廷之中是否藏有奸佞之徒。同时，苏舜钦也是借此机会将此前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给说了出来，还是有关于范仲淹被贬的那档子事。
如此我们也可以再次见识到范仲淹当时在年轻士大夫心里的分量和影响力有多么的巨大，这些人时时刻刻都不忘给此人说好话，此时更是以灾祸的发生来反向证明赵祯当初贬黜范仲淹的行为是逆天而为。客观地说，这就有点夹带私货了，范仲淹已经被贬一年多了，照此理论，是不是当初不贬范仲淹，大宋就会永远国泰民安永不发生灾祸？而只要发生了灾祸，哪怕是十年或几十年之后才发生，那么源头都要归罪于赵祯对范仲淹的贬黜？
当然，苏舜钦的重点是后面两点。其一就是提醒皇帝要注意个人操守，而且他一上来就先给了赵祯一耳光：夫治国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如今外面都在说陛下你比以前更注重享乐了，而且还没少看那些莺歌燕舞，更没少给后宫之人行赏，这样下去可是不对的。难道陛下你不知道外面的好些人都在说宫里的开支用度过巨？而且国家的财政早就不堪负重了吗？所以陛下你自己应该以身作则，不可沉溺于声色之乐，也少去亲近那些戏子伶人，你应该多接见一下敢于直言进谏的贤臣（比如我苏舜钦这样的），别再让你的子民们因为你的德行不正而遭受地震之类的痛苦了。
也不知道赵祯看到这些话会是什么感受？照此说法，宋朝此次发生地震等地质和自然灾害的一大原因是因为他在后宫里沉溺享受才得来的惩罚，那这口锅是不是也太大、太重、太黑了一呢？
苏舜钦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专门在针对宰执大臣。他指名道姓地斥责了两个人，分别是宰相王随和参知政事石中立。他给王随的评价就四个字——虚庸邪诌，完全就是一个废物点心，可就是这样的人竟然成了大宋的宰相，而在出任宰相以后，这个王随三天两头不上班，好处却是大把地往家里捞，如今天灾不断他依然稳坐钓鱼台且毫无应对的举措。请问我的陛下，这样的人怎么还可以继续做大宋的宰相？
再说那个石中立。此人本就是一个轻浮无才之辈，也无多少个人威望，至于治国理政更是毫无作为，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参知政事？朝廷的宰辅大臣竟然都是这类货色，难道我大宋真的没有能臣？
再说言官系统。如今御史台是张观在掌理，高若讷则是掌管谏院，此二人身为两大言官系统的长官但却温怯柔懦，浑身全无刚直敢言之气，这也难怪现今的官场风气不正。因此，臣以为陛下如果能够约己之身，然后任用能臣担任辅弼重臣和台谏大臣，那么天下何忧不治，灾异何由而生？
苏舜钦的这份奏疏一上，其余官员也紧跟着相继上疏。一时间众人一哄而上，谁都觉得自己这时候有权力说话，也最是人间清醒且高屋建瓴。总之，在这些人的笔下，国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就是宰辅重臣的能力和人品不行，是这帮老头子在尸位素餐瞎搞胡来，这些人都是庸碌之辈，他们都该赶快下台。
在这把舆论大火烧得正旺的时候，早就在幕后憋大招的韩琦终于也出手了，他这一次直接一锤定音将中书省的老头子们全部掀翻在地。
韩琦在自己的奏疏里将王随上位以来的种种为他所恶的行为全都抖露了出来，陈尧佐和韩亿给自己儿子加官的事也是韩琦在这个时候捅到了赵祯面前，参知政事石中立也没能跑了，中书省的几位长官逐个被韩琦一通扫射且每件事都是铁证如山。
最后，韩琦向赵祯发出了灵魂拷问：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业，坐付庸臣，恣其惰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