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若的离世让王曾得以再无任何阻力地晋升为大宋的首相，但为了继承和忠实地践行大宋的祖宗家法——防止宰相专权，刘娥还必须得给王曾找个人搭伙同掌相权。同时，随着王钦若的离开，这大宋朝堂之上尊卑次序也得重新排位。别以为王钦若走了你王曾就该是老大，在这大宋的朝堂之上比你有资历、有功劳、有脾气的人可是一直都有。
经过刘娥的一番思量，最后她选出来的这个与王曾搭班子的人很是出人意料——枢密副使张知白。此人我们在前面很少说到，但他可是宋朝此时极其有名的能臣和正臣，而他最被当世以及后世之人所称道的则是他的个人德行和操守。我个人觉得，在整个北宋宰执集团里能够被称之为君子的人当中，张知白的入选应该是最为无可争议的人之一。
张知白（公元956年—公元1028年），字用晦，河北沧州人，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进士。张知白人如其名，别的君子身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点能够被大众所包容的小瑕疵或小污垢，但张知白却完全配得上他名字里的这个“白”字。
说能臣。
张知白考中进士之后，先后在河南、蜀川、江南和陕西等地为官，他之所以频繁地转任地方并不是朝廷想要锻炼他的腿脚工夫，而是看中了他的应变和应急能力。哪个地方有灾或有难，那他张知白绝对会被优先考虑到，赈济灾民、清典刑狱、发展生产，张知白每到一地随即造福一地，他绝对堪称真宗朝时期的一块万能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说正臣。
在京为官时，张知白的一身正气却没能赶上好时候，当时正是真宗陛下疯狂迷恋各位神仙的时候，他屡次上疏请求赵恒赶快醒醒，但结果却是被赵恒的无数记太极拳打得鼻青脸肿：爱卿你说的很好，说的很对，但朕就是不想改。有鉴于此，张知白主动放弃别人梦寐以求的京官而力请到地方去任职，与其在京城尸位素餐拍马屁唱赞歌，他宁愿去地方上做点实事。王旦过世之后，张知白再被调回中央，而且一下子被升任为参知政事，可他还是有些时运不济，因为他的顶头上司恰好是第一次担任宰相的王钦若。张知白可不是鲁宗道那样的“粗人”，几度与王钦若政见不一之后，他索性再次请求出任地方官。
随后的事我们都知道，大宋官场剧烈震荡，寇准回朝，王钦若下台，而丁谓在经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之后打倒了所有人成为了新的“王者”。王钦若因为擅自回京而被贬到南京商丘府后，为了继续整治已经被自己狠狠地阴了一把的王钦若，丁谓想到了此时在大名府担任知府的张知白。在丁谓看来，张知白之前正是因为受了王钦若的鸟气才放弃触手可及的宰相之位而跑去当了个小小的知府，如此大仇只要是个人肯定都会想着如何报复。于是，丁谓将张知白调到南京去做留守，目的就是希望张知白能够替他好好地再整治一回王钦若。可是，丁谓这显然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王钦若尽管当时被公认为是奸邪，但张知白与他之间只有政见上的不同，而无私人之仇。
到了南京之后，有鉴于对王钦若当前处境的同情和怜悯，张知白不但没有故意给他难堪，反而还对王钦若比之前更为礼遇。丁谓因此而大怒，他一纸调令把张知白给赶到亳州去当知州。丁谓倒台之后，张知白被刘娥再度召回京城并出任枢密副使。
以上这些都是张知白在官场上的表现，但他最为后世所称道的地方还得是他个人的品德操守。此时距离张知白考中进士并开始为官已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整个大宋的大小官职他也做了无数个，如今更是位居当朝宰相，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个人生活之清俭竟与普通人别无二致，史称其“清约如寒士”。
各位，你能想象堂堂的一国之总理或是首相其家居用品和生活水平居然与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别无二致甚至还不如一个小资吗？当然，如果这种事和现象是发生在某个穷得吃土的部落酋长国，那么这一切倒也不足为怪，可这是哪儿？这是“富得流油且高薪养廉”的大宋啊！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事还真的就发生在了张知白的身上。需要指出的是，张知白可不像伪君子冯拯那样只是做了一瞬间的寒士宰相，他做了几十年的寒士且为天下人所共知。
当然，张知白这样也招来了某些人的非议，而这些人也是自古皆有之，他们便是站在圣人的视角用怀疑的眼光质疑和看待一切事物的圣人门徒。常言道大奸似忠，大伪似真，你张知白清廉简朴得如此人尽皆知显然是另有居心，你要么是伪君子要么就是在有意为自己博取声名，无论是哪种情况，你张知白都不是个好人。至于原因，你明明领着丰厚的俸禄却在装穷，而且也没见你拒领俸禄或是把钱拿去捐献给偏远山区老弱病残，那你的钱去哪里了？难道你是守财奴？或者说，你想把你的钱存起来干啥？
面对外界之人的这些质疑，搁以前倒还好说，张知白完全就当是个屁给听了，但如今他做了宰相，他的任何行为都会被无限放大，他再这么“装穷”下去，那么肯定就会有人怀疑他这是故意要向太后和皇上邀宠。再者说，过洁世同嫌，他这样甚至有可能让官场的人也容不下他。正所谓人言可畏，于是就有亲朋来劝张知白，内容无非就是让他适当提高一下生活水平，毕竟他现在是宰相了，再像从前那样节俭很有可能会让外界加深对他的质疑。
这些人或许是出于好心，但如果张知白真的这样做了反而会坏事，张知白当然不会那么傻。面对亲友的好言相劝，张知白如是回道：“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
位高权重且俸禄优厚但却能够如此克己，单从这一点上来说，张知白的所为和心境实乃吾辈之楷模。所谓君子，亦如是也！
随着张知白的进位宰相，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次宋朝两府官员的具体人事任免以及具体的加官细则：平章事王曾加门下侍郎、户部尚书兼昭文馆大学士（基本上就是王钦若之前的全部头衔），枢密副使、尚书右丞张知白加工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枢密使曹利用加司空，枢密副使张士逊加尚书左丞，参知政事吕夷简加礼部侍郎，参知政事鲁宗道加给事中，枢密副使晏殊加刑部侍郎。
为了方便理解，这里我们特意借此来说一下宋朝的官职制度。
终北宋一朝乃至于整个两宋都有一个顽疾，那就是冗官，继而带来的问题就是冗费，毕竟官员太多其总的俸禄便会耗费国家的大量钱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是因为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赵匡胤时期为了收取节度使手中的军政财三权可是费了很多的心思。为了尽可能地做到平稳和温和，宋朝想到的办法就是用富贵换权力。简而言之，我收了你节度使的大权，但你节度使的头衔还在，你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依然还在，你只是没有了实权。再简而言之，你仍然是官，但你不用上班，没有事可做。这也就是所谓的光拿钱不干事，由此往后就发展出了独具宋朝特色的官职制度。
其实，在唐代中后期这种官职制度就已有之，也就是说，你是什么官并不代表你就要做与此相关的事，你甚至不用做事就可以每月按时领俸禄，你只需要戴一顶帽子就行。当然，这只是针对一部分人而言，绝大多数的官员还是要做事的，而这个事就叫做“职”或者又叫做“差遣”。
官和职（差遣），这是两个概念。这个官又叫做寄禄官，意如其名，这个寄禄官决定着你该领哪一级的俸禄。这个职（差遣）也叫职事官，就是你具体要负责做的事以及你的工作性质和内容。
需要特别说一下的是这个差遣，这个东西如神鬼一般地存在，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它的变幻莫测和神出鬼没。什么叫做差遣呢？差遣就是你在担任某个官或职的同时又分派给你的新任务。 一旦你被朝廷差遣了，那么你就得放下手里的所有活去干这份差遣。
举个例子：如果你现在是以兵部侍郎（官）的身份出任参知政事（职），那么你现在的俸禄就是按兵部侍郎的级别来发，但你干的活却与兵部毫无关系，你实际上是在中书省上班的副宰相。此外，如果参知政事的俸禄比兵部侍郎要高，那么你就领的是参知政事的那份俸禄，官和职之间你只能领一份俸禄，也就是最高的那一份。
可是，皇上某天突然下令让你去某个发生了突发或紧急状况的地方（衙门）处理急务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或者某个地方需要有一个大臣去担任地方长官以便替朝廷镇抚一方，那么你的差遣就来了。你原来的头衔是兵部侍郎兼参知政事，现在就会给你加一顶帽子，比如：判（以大官兼任小职）三司、权（临时代理）大理寺、知大名府、权知永兴军。
这个差遣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记住一点，它有时候其实已经不再是差遣，而就是你的职事官。在这种情况下，职与差遣就毫无界限，完全等同于一个概念。
当然，有时候一个人有可能是有官无职也无差遣，那就是纯粹的养老型，比如吕蒙正退休以后就是这种状况，他虽然是太子太师、许国公，但却只领工资不干活儿。另一种可能就是有官无职但有差遣，或者说有职无官但有差遣，这个情况下官和职的概念就又混为一体了。
为了形象和具体，我们还是来举例说明。
比如说李士衡曾经就是刑部侍郎兼知青州，意思就是他在朝廷挂了个刑部侍郎的寄禄官，他领的是刑部侍郎这份俸禄，但他具体工作却是在青州当知州，这个知州就是他的职事官（严格来说应该叫做差遣）。再举一个例子，太祖年间的吕余庆就是以参知政事兼知成都，但他并不在京城办公，成都知府就是他的差遣，可他的官（职）是参知政事。再比如寇准曾经是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永兴军府事，前两个是他的官和职，决定他该领哪一级的俸禄，后面这个“判永兴军府事”才是他的具体工作（差遣）以及工作地点（陕西）。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官员拿工资。如果你够细心就会发现诸如寇准这种有官有职又有差遣的人有可能会同时拿几份工资，这就是当大臣的好处。简而言之，你的寄禄官决定着你有一份固定的俸禄，而你的职或差遣又会在你的俸禄之外为你增加一份“职钱”，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将此理解为职务津贴或职务补助。
以上叙述可能有不足和错误之处，这个事要说个清楚基本上可以写个历史论文，此处暂且打住，大家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留意我们在后文中将会提到的某位仁兄头上的那一堆令人头晕的光环。
看完了上面这些是不是觉得头很大，但从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宋朝会有冗官和冗费的问题了。有事干的官员就不说了，但宋朝可是有一大批退休的朝廷勋贵只拿钱不干事，更有一帮皇亲国戚也要“搜刮”宋朝的国库。另外，宋朝还有一批只有官没有职更没差遣的大臣亲族子弟靠着“恩荫”也混了个官，这些人也在疯狂且自认为理所当然地吸宋朝的血，如此局面也就让人不难理解宋朝每年收入那么高却为何会经常出现财政赤字的状况了。
都说以史为鉴，以史为镜，但后世的朝代即使知道这些弊病却还是一再重复这种现象，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当下也是如此。如此我们也才真正懂得了杜牧的《阿房宫赋》里的结尾之句说得有多么在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