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那间熟悉的会议室，厚重的猩红色天鹅绒窗帘半掩着，冬日的惨淡光线透过缝隙，在铺着绿色呢绒的长条会议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依旧弥漫着浓烈的马合烟草气味，但与前次讨论是否派遣留学生时相比，此刻的氛围更加紧绷，甚至带着几分肃杀。关于留学生问题的第二次政治局特别会议，正围绕一个更大胆、也更危险的提议展开。
刚刚发言的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昂尼德·克拉辛。他是一位相对年轻、以务实和技术专家形象着称的委员，此刻，他正小心翼翼地措辞，试图在布满意识形态雷区的战场上开辟一条新路。他的面前摊开几份来自苏联驻外商务代表处的报告。
“同志们，”克拉辛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刻意保持的冷静，“我们之前的讨论，重点集中在是否要向联合帝国派遣留学生，以及如何控制风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请允许我提出一个可能不太成熟、但或许值得考虑的补充思路。”他停顿了一下，观察了一下在座委员们的表情，特别是坐在主位、默默抽着烟斗的斯大林。
“我的想法是，”克拉辛继续说道，语速放缓，“我们不能……或者说，不应该，把获取外部先进技术和知识的渠道，完全寄托在联合帝国这‘一个篮子’里。联合帝国固然强大，尤其在重工业、能源和部分尖端科技领域领先，但世界科技的版图是多元的。英国，在海军技术、蒸汽轮机、精密机械和金融管理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法国，在化学工业、汽车设计、土木工程和军事理论上有其独到之处；甚至美国，虽然在很多方面与联合帝国竞争激烈，但他们在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新兴的电子技术和农业机械化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活力和效率。”
他拿起一份报告：“这是我们驻巴黎商务代表处搜集到的关于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中央工艺制造学院在航空发动机材料和机床设计方面的最新研究简报，水平相当高。另一份是来自伦敦的，关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在涡轮增压技术和无线电导航方面的进展。”他试图用具体的技术信息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因此，”克拉辛终于说出了他的核心建议，“我认为，在严格控制和政治审查的前提下，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在下一批留学生选派计划中，增加一小部分名额，比如……十到十五人，分别派往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一流工科院校进行学习？这样可以拓宽我们的技术来源，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国家，也能在不同技术体系之间进行比较和借鉴，或许更有利于我国工业的全面发展。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请大家批评指正。”
克拉辛的话音刚落，会议室里仿佛被投下了一颗无声的炸弹。短暂的死寂之后，激烈的反对声如同火山般爆发出来。
“荒谬！彻头彻尾的荒谬！”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第一个拍案而起，他的脸因愤怒而涨红，夹鼻眼镜后的目光锐利如刀，“克拉辛同志！你这是在玩火！是在赤裸裸地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派遣留学生去联合帝国，我们已经承受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党内分歧，那至少还是一个在远东、与我们没有直接领土接壤（事实上两国领土是接壤的，可能是季诺维也夫不知道，也可能是他本来就知道，只不过正气头上，也就忘了常识）、历史上瓜分波兰时也并非主要角色的国家！你现在竟然提议把我们的红色青年，送到伦敦、巴黎、华盛顿去？送到那些双手沾满我们同志鲜血的、最凶恶的帝国主义老巢里去？”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亢：“英国！是武装干涉我们革命最积极的刽子手！法国！是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美国！虽然隔着大洋，但他们的金元一直试图扼杀我们！把这些帝国主义的核心国家，作为我们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基地？你想让他们学习什么？学习伦敦金融城如何剥削全世界？学习巴黎沙龙里的腐朽资产阶级文化？学习华尔街如何制造经济危机吗？这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这是路线问题！是原则问题！”
教育人民委员安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也立刻附和，语气虽然不像季诺维也夫那样激烈，但同样充满忧虑：“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得对！克拉辛同志的提议，技术上或许有道理，但政治上极其危险，甚至可以说是天真。联合帝国的情况已经足够复杂，我们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和监管力量，确保对这唯一渠道的绝对控制。如果再开辟英国、法国、美国这三个新的、意识形态对立更加尖锐、情报环境更加险恶的战线，我们的管理能力将不堪重负！契卡的同志难道要分散到世界各地去监视我们的留学生吗？这根本是不现实的！届时，思想上的混乱和背叛将防不胜防！”
重工业人民委员格里高利·奥尔忠尼启则这次却没有像上次那样支持派遣，他皱着眉头，用粗壮的手指敲着桌面：“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理解你想为国家获取更多技术的急切心情。但是，季诺维也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联合帝国虽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李光首相的政府至少表现出一种……相对务实的态度，愿意与我们进行有限的经贸和技术交流，这在勒拿河关税和西伯利亚铁路过境权谈判中可以看出。而英法美呢？它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敌意是公开的、毫不掩饰的！我们的学生去了那里，很可能不仅学不到真技术，反而会成为对方宣传战、心理战的目标，甚至可能被策反！这个风险，比技术落后本身要致命得多！”
连之前支持有限留学的红军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也持保留态度：“从纯军事角度看，分散派遣意味着情报泄露风险的倍增。我们无法保证在英国剑桥大学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没有隐藏的军情六处或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们的学生接触到的技术信息，很可能被对方严密监控甚至篡改。集中资源于联合帝国一处，虽然也有风险，但至少便于我们集中力量进行防范和反制。”
克拉辛试图辩解：“同志们，我强调的是极其有限的试点，并且是在最严格的政治审查和保密纪律下……”
但他的声音很快被更多的反对声淹没了。与会者几乎一边倒地批评他的提议，将其视为一种危险的、偏离正确政治方向的“投降主义”苗头。会议室里充满了“帝国主义阴谋”、“思想腐蚀”、“政治幼稚”之类的尖锐词汇。
在整个过程中，斯大林始终一言不发。他深深地吸着烟斗，灰色的烟雾袅袅升起，模糊了他那张惯常毫无表情的脸。他的目光低垂，似乎专注于面前那份关于留学生管理委员会筹备进度的报告，又似乎穿透了纸张，在权衡着更深层次的东西。他听到了克拉辛基于技术多元化的务实考量，也听到了季诺维也夫等人基于意识形态纯洁性和政治安全的强烈警告。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苏联正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上，每一步对外接触都如履薄冰。扩大留学生派遣范围，固然可能带来更广泛的技术视野，但也无疑会大大增加政治风险和党内纷争。在目前巩固内部权力、应对粮食危机和加速重工业建设的首要任务下，是否值得去冒这个险？
当争论的声音逐渐平息，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这位最终的裁决者时，斯大林缓缓地放下了烟斗。他没有直接评价克拉辛的提议，而是用他那特有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平稳语调，对契卡负责人捷尔任斯基说道：“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关于首批派往联合帝国留学生的政治审查和党支部组建方案，必须尽快落实。我要看到最可靠的人员名单和最严密的管理流程。这是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克拉辛，却没有停留，而是转向全体：“至于其他方向的派遣问题……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先把联合帝国这条路走稳、走通。散会。”
斯大林的表态，虽然没有直接斥责克拉辛，但以“条件不成熟”为由，实际上搁置乃至否决了扩大派遣范围的提议。这表明，在现阶段，维持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和政治安全的优先级，远远高于技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克拉辛默默地收起了自己的报告，他知道，在可见的未来，苏联学子走向世界的脚步，仍将仅限于联合帝国这一条充满戒备和猜疑的狭窄通道。而斯大林那短暂的沉默和最终的决断，则透露出他作为最高领导者，在理想与现实、开放与封闭之间，所进行的艰难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