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热内卢的总统府里，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把空气中的咖啡味吹得四处飘散。巴西总统阿丰索·佩纳的手指在贸易报表上划过，每一个红色的数字都像烧红的烙铁——1908年上半年，巴西出口了1200万袋咖啡、800吨橡胶、500万包棉花，换来的外汇却只够进口300台纺织机、50门火炮和2000吨钢材。报表右下角的“逆差：450万英镑”被财政部长用红笔圈了三圈，刺眼得像道未愈合的伤口。
“各位部长，”佩纳的声音带着疲惫，他面前的玻璃杯里，巴西产的糖块化得只剩个底，“再这样下去，我们连买机器的钱都要没了。英国的纺织机涨了价，德国的克虏伯炮要付现款，连联合帝国南方党的丝绸，都比去年贵了两成。”
财政部长若昂·皮涅罗掏出怀表，表盖内侧贴着巴西的出口清单：“总统先生，问题出在我们只卖原料。咖啡每吨8英镑，做成速溶咖啡在欧洲能卖30英镑；橡胶每公斤5先令，做成轮胎能翻十倍。我们就像给别人送面粉的，自己却吃不上面包。”他指着报表上的俄国数据，“您看，俄国去年出口的钢铁是我们的20倍，他们的西西伯利亚现在都有炼钢厂了，而我们的里约热内卢，像样的机械厂只有3家。”
农业部长路易斯·阿尔维斯猛地拍了桌子，咖啡杯里的液体溅到报表上：“皮涅罗这是要砸农民的饭碗！”他的家族在圣保罗有万亩咖啡园，“巴西的土地适合种咖啡、橡胶，为什么要搞工业？建工厂要占耕地，还要花大价钱请外国工程师——去年从联合帝国北方党请来的钢铁专家，月薪比我的还高！”
“那您去看看圣彼得堡的报纸！”皮涅罗把一份俄国报纸推到他面前，上面印着西西伯利亚的工厂照片，“俄国人在勒拿河对岸修了铁路，联合帝国北方党在东西伯利亚开了铁矿，他们的工厂都快修到我们的亚马逊河了！尼古拉二世的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说，‘西西伯利亚的钢要比巴西的橡胶硬’——这是在笑话我们！”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巴西最大的纺织厂主安东尼奥·席尔瓦闯了进来，工装服上还沾着棉絮：“总统先生，不能再等了！”他手里拿着巴西产的棉布和英国产的样品，“您摸摸，我们的布用的是巴西棉花，却比英国布粗劣，因为没有好机器。联合帝国南洋党的橡胶厂用的是德国机器，出胶率比我们高30%——他们的副党首陈德康上个月还来里约，说只要我们买他们的机器，橡胶收购价能提高一成，这是明摆着卡我们的脖子！”
阿尔维斯冷笑一声：“席尔瓦先生当然想建工厂，他的纺织厂能赚更多钱。但圣保罗的咖啡农怎么办？去年英国削减了咖啡进口，价格跌了三成，要是再把地改建成工厂，明年我们连外汇都赚不到！”他掏出印度帝国的贸易报表，“您看印度，他们种棉花，也建纺织厂，现在连英国都买他们的布——可他们有英国撑腰，我们有谁？”
“印度帝国的乔治亚公爵上个月在德里开了第十家纺织厂，”皮涅罗接过话头，声音压得更低，“他们的棉花出口到英国，织成布再卖回巴西，赚的钱比我们种棉花的还多。福尔摩斯侯爵说，印度的工业产值明年可能超过我们——一个被英国管着的国家，都要跑到我们前面了！”
佩纳揉了揉太阳穴，想起去年访问圣彼得堡时的情景。尼古拉二世带他参观了莫斯科的钢铁厂，轧钢机轰隆隆地转着，生产的钢轨正运往西西伯利亚——那里十年前还是流放犯人的地方，现在却有了机床厂、水泥厂，工人大多是从联合帝国东西伯利亚逃过去的技工。当时沙皇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巴西的森林、矿藏比俄国好，可惜啊，你们的工厂太少了。”
“我去过联合帝国的南洋联邦，”席尔瓦突然开口，他去年参加了新加坡的工业博览会，“苏曼的南洋党在雅加达有橡胶加工厂，用的是自己造的机器；他们的造船厂能修万吨轮，而我们的里约港，修个千吨船还要请英国工程师。陈德康跟我说，‘巴西的橡胶再好，没有工厂，就永远是别人的原料库’——这话虽然难听，却是实话。”
阿尔维斯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南洋党是想抢我们的橡胶生意！”他掏出巴西亚马逊橡胶园的地图，“去年他们在婆罗洲种的橡胶，价格比我们低一成，就是因为有工厂能加工。要是我们也搞加工，他们肯定会压价——我们耗不起！”
“耗不起也得耗！”皮涅罗把一份俄国工厂的招工启事拍在桌上，“俄国人在西西伯利亚的工厂，工人工资是我们的两倍，还包食宿。再不想办法，我们的技工都要跑到俄国去了。联合帝国北方党的陈宏斌说，他们的鞍山钢铁厂缺工人，愿意给巴西技工发单程船票——这是要挖我们的根！”
佩纳站起身，走到窗边。里约热内卢的港口里，英国的货轮正在装咖啡，德国的船在卸机器，联合帝国南方党的丝绸商船刚靠岸。他想起父亲曾说，巴西帝国时期，皇帝佩德罗一世想建钢厂，却被种植园主否决了。现在看来，历史正在重演。
“给国会发提案，”佩纳突然说，声音不大却很坚定，“第一，划出里约热内卢郊区1000亩地建工业区；第二，从联合帝国北方党贷款，买他们的钢铁设备；第三，提高原料出口税，用这笔钱补贴工厂。”他看着阿尔维斯，“咖啡园主可以入股工厂，用咖啡豆抵股金——这样大家都有钱赚。”
阿尔维斯还想说什么，却被皮涅罗递来的印度报纸打断。上面写着“印度帝国计划在孟买建橡胶加工厂，原料将从巴西进口”。“您看，”皮涅罗的声音带着无奈，“再不动手，连印度都要骑到我们头上了。他们的财政大臣福尔摩斯侯爵算过，只要建三个橡胶厂，就能把巴西的橡胶利润分走一半。”
会议结束时，夕阳把总统府的影子拉得很长。席尔瓦拿着建厂许可，急匆匆地去联系联合帝国的工程师；皮涅罗在给北方党发报，询问贷款利息；阿尔维斯站在走廊里，看着港口的货轮，突然对身边的秘书说道：“明天去圣保罗，跟咖啡园主们说说，入股工厂的事，或许真的可行。”
三个月后，里约热内卢的工业区破土动工。联合帝国北方党的工程师带着图纸来了，南洋党的橡胶加工设备也运到了港口。开工那天，佩纳总统铲下第一锹土，土块里混着咖啡渣和橡胶屑——那是巴西的过去，而远处正在安装的轧钢机，是巴西想抓住的未来。
圣彼得堡的冬宫里，尼古拉二世看着巴西建厂的新闻，对苏霍姆利诺夫说：“巴西终于醒了。”他指着西西伯利亚的工厂报表，“我们的炼钢厂要加快进度，不能让他们追上。联合帝国在东西伯利亚的动作很快，我们的中西伯利亚，绝不能再当流放地了。”
德里的印度帝国首相府里，乔治亚公爵把巴西的新闻递给福尔摩斯侯爵：“看来我们的橡胶加工厂得快点建。”侯爵笑着点头：“正好用巴西的橡胶，赚联合帝国南洋党的钱——他们的轮胎厂，可离不开好橡胶。”
里约热内卢的夜晚，工业区的工地上还亮着灯。席尔瓦看着工人安装机器，皮涅罗在核对贷款合同，阿尔维斯的咖啡园主们正讨论着入股比例。远处的港口，英国货轮还在装咖啡，但这一次，没人觉得这是巴西唯一的出路了。
佩纳总统站在总统府的露台上，望着工业区的灯光，突然觉得空气中的咖啡味里，多了一丝钢铁的气息。他知道，巴西的工业之路会很难，会得罪种植园主，会被外国资本卡脖子，但就像俄国的西西伯利亚能从流放地变成工业区，巴西的土地，也该长出点不一样的东西了。
报表上的逆差数字还在，但这一次，佩纳在旁边写了行字：“1910年，目标：逆差减半。”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在咖啡香和海风里，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