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但这并没有让你们想到要及时终止错误，反而让你们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近乎于完美的办法。”
“你们通过有意制造并利用王元鹅在身体上、脑力上的压力，再结合他在心理上的压力，放大他的负面情绪，再一步一步教唆他自杀，为了减轻他在自杀过程中的痛苦，还主动为他非法购买大量三唑仑。”
三唑仑是安眠药的一种。大量吞食安眠药就能自杀的桥段，纯属各类影视小说杜撰。
最初的安眠药，过量服用的确会致人死亡。
20世纪初，第一代镇静催眠药物诞生，主要为巴比妥类药物，是巴比妥酸的衍生物。但安全性较低，过量服用副作用很多，包括抑制呼吸、肌肉无力，甚至引发呼吸衰竭、休克导致死亡。着名影星玛丽莲·梦露，即因服用大量此类安眠药导致死亡。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第二代镇静催眠药物诞生，主要为苯二氮卓类药物(bz)，按药物半衰期可分为短效，中效和长效。同时，具有选择性高，安全范围大，大剂量不引起麻醉等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
短效笨二氮卓类药物代表是三唑仑，成人一次少量服用，即可达到效果，过量服用可以使人在10分钟左右昏迷晕倒达4—6小时。
但要依靠服用笨二氮卓类药物进行自杀，难度系数实在太高。简单说，以三唑仑为例，就算吃到打嗝也很难达到自杀的目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产生毒品的效用，让服食者飘飘欲仙，然后昏睡过去，或者被拉去医院洗胃。
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镇静催眠药物诞生，主要为非苯二氮卓类药物。相对于笨二氮卓类药物，不良反应更少。这也意味着更加安全。
因此，王元鹅顶多只能利用三唑仑这类安眠药将自己药晕，然后在昏迷之前把自己挂在绳子上，完成上吊，从而减轻上吊过程中的痛苦。
“事后，你们再有意引导舆论焦点。王元鹅是因为适应不了角色转变，戴不下见义勇为、淡泊名利、顽强抗艾这么高的帽子才会选择自杀。王元鹅死了后，外面的声音很多，但最大的声音就是这个。这不正是你们想要，正是你们有意引导的结果吗？”
最后，马弘文略带嘲讽的说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总比一败涂地的强。只要能将王元鹅这一‘抗艾斗士’西贝货的事实掩盖过去，在名誉上受到一点无伤大雅的损失，算得了什么。”
马弘文一本正经、声情并茂地胡说八道了一通，目的是对张培进行连蒙带吓。
张培一边听一边连连摇头，脸上的焦急惶恐之色也随着马弘文信口胡诌的逐步深入而越发明显。
“我不是……我没有……不是你说的这样。”
马弘文的说话一结束，张培就急不可耐的开口辩解：
“王元鹅说他有个朋友染了毒瘾，想帮他朋友戒毒，又不想送戒毒所，更不想看到他朋友在毒瘾发作时十分难受的样子，问我有什么办法。”
“这种事，我哪敢乱出主意，就说不知道。况且，我也是真不知道。结果，他说要去给他朋友买毒品，还说通过逐步减量吸食毒品的办法，应该能帮助戒毒，就和戒烟一样。”
“我被吓傻了。王元鹅每天夜里从医院跑回家睡觉，已经很让我担惊受怕。要是还去帮人买毒品，万一被人发现他的身份，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我。”
“我当时也怀疑王元鹅是不是因为自己有毒瘾，在住院的这段时间，由于被看得太紧，断了毒品来源，所以撒谎骗我给他搞毒品。但医院给他做过全面体检，能确定他并未吸食毒品。所以对他说的也就信以为真。”
“我劝他不要乱来，再想想别的办法。但我们想来想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又说还是去买点毒品算了。”
“我一听他说这个就紧张，情急之下就想到医院说过三唑仑过量服用会产生毒品效用。我当时病急乱投医，就给他出了这个馊主意。”
“他一听就大喜过望，说这么简单的办法他怎么没想到，还说多吃点三唑仑就能让人睡过去，他朋友毒瘾发作的时候，只要让他多吃点三唑仑就行，这比逐步减量吸食毒品要好得多。然后，他又提出说要去找药贩子买三唑仑。”
说到这里，张培哭丧着脸：“警察同志，王元鹅太能折腾了。他说他去找药贩子，不就是逼着我去找药贩子嘛。我能怎么办，只能如他所愿。”
“现在想想，王元鹅应该早就计划好了自杀。他故意引导我想出以过量服用三唑仑的办法来帮助戒毒，最后却成为让我帮他非法购买三唑仑的借口。我要知道他要过量的三唑仑是用来上吊自杀，说什么都不会帮他干这事。”
毫无疑问，马弘文的连蒙带吓起了作用。
张培为了洗清自己涉嫌谋杀王元鹅的嫌疑，将非法购买三唑仑的缘由和小细节都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至此，他总算是回答了马弘文先前所提问题的核心疑问。
看来，张培并非马弘文想象中的“犯罪大师”。
对此，马弘文并无情绪波动。既无成功撬出更多细节线索的兴奋，也无在审讯上敌手难觅的寂寞。
马弘文神色冷峻，继续逼问：“三唑仑是被强力管制的药物，一般来说，个人很难获取。你有正经工作和体面生活，为什么会认识卖迷药的‘教授’？”
在就三唑仑的来源进行调查时，在王元鹅的手机和电脑上并未发现有浏览非法网站，或非法网购三唑仑的记录。
马弘文随即将调查的重点放在本市的药贩子身上。一夜之间，堰城的药品黑市被翻了个底朝天，多名药贩子被抓，其中就包括具有堰城“药王”之称的“教授”。
谁都想不到，堰城当年的医药市场，居然是以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得到净化。
“教授”是一名女性，小学文凭，和其他出入各家医院和药店推销药物的“医药代表”不同，她只在城市的各个隐蔽角落粘贴、书写小广告，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经常会在车站、网吧等场所的卫生间内看到的，上面写着“迷药”两个字，下面写着一串电话号码的那种。
但“教授”穿着时髦，形象气质佳，谈吐得体，看起来就是一枚知性女性，和想象中偷偷摸摸贩卖迷药的猥琐形象大相庭径。这应当也是她被冠以“教授”这一“荣誉称号”的另一由来。
“教授”被捕后，倒也并非不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问话，而是找她购买迷药的买家，都是陌生人，甚至通过不见面的方式完成交易。因此，她也“讲不清”有哪些人于近期找她购买过三唑仑。
但是，马弘文的人很快在她特意为“窝点”装置的监控设备里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就是张培。
张培的出现让警方颇为意外，但仔细一琢磨，他是离王元鹅最近的人，王元鹅并非自己出面，而是通过张培非法购买三唑仑，这一可能性也完全成立。
因此，在马弘文的审讯中，“教授”交代，张培在其“窝点”出现，确实找她购买过三唑仑。在上一次的问话核实中，张培也对此供认不韪。
同时，警方也发现张培在监控视频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远远不只一次，并且在王元鹅服用三唑仑之前就已经频繁出现。
据此，警方进一步断定，张培与“教授”之间应当是熟人关系。但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同王元鹅的死之间，似乎并无多大关联。
但生性多疑的马弘文很快就从这看似简单的线索中琢磨出不一样的味道来：
王元鹅在上吊过程中过量服用三唑仑，张培帮助王元鹅非法购买三唑仑，贩卖三唑仑的“教授”同张培之间是熟人关系，这些支离破碎的线索难道仅仅只是巧合？
如果王元鹅的“上吊”是出于某些人的蓄意安排，那么对三唑仑药量药效把握相当娴熟的“教授”在此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王元鹅死的当天夜里，张培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但“教授”当天夜里并无不在场证据。
张培在王元鹅和“教授”之间看起来只是扮演着三唑仑搬运工的角色，但王元鹅和“教授”之间是不是熟人关系？虽然“教授”对此极力否认，但马弘文对此压根儿就不相信。
“教授”一旦承认自己同王元鹅认识，在王元鹅死的当晚又拿不出不在场证明，那她的嫌疑只会坐实并加大。
故此，马弘文又问了那么一个看似和案件毫无瓜葛的问题。
从马弘文问出这一问题来看，他对张培此前的口供并非完全信任。他依旧认为，王元鹅如果是他杀，张培肯定扮演了重要角色。
于马弘文而言，在没有找到充足的“自杀动机”的情况下，王元鹅的死，与之相关的一切人物皆有“作案”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