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提出的意见可谓是合情合理、面面俱到，不仅成功地守护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是坚决扞卫了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
经过一番深入且全面的剖析之后，他认为法国人并不会如此轻率地调兵遣将、挑起战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以及曾国藩等人在此事上早就打定了自己的主意，对于他的这番见解完全置若罔闻。
尤其是曾国藩，竟然还公然对左宗棠关于不应随意抓捕和杀害平民百姓的观点予以驳斥。
曾国藩振振有词地说道：“那些认为天津民众出于正义愤慨而采取行动，因此不能加以追查捉拿；还有那些声称当地官府及县衙官员无辜，不应该受到审讯调查的言论，统统都是站在局外人立场上发表的无知肤浅之谈。但凡稍微通晓一些事理之人，无一不是深刻了解其中谬误所在的。”
紧接着，他又进一步阐述道：“天津这边错误地处死了传教士，外国人难免会心生疑虑，觉得既然天津能够杀掉二十个，那么其他通商口岸就有可能杀掉四十个；今天能杀掉二十个，他日说不定就敢杀掉两百个呢！长此以往下去，洋人在中国恐怕都难以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所了。”
就这样，曾国藩全然不顾事实依据，仅仅只是凭借着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情景，替洋人做起了种种假设和推断，并将这种毫无根据的推理结果当作是处理对外事务的重要依据。
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心中惧怕洋人会突然发动进攻和战争，如果真出现那样的局面，那他们必将背负起巨大的罪责啊！
尽管已经抓获了八十多人，但经过仔细审查和判断之后，他却发现其中真正能够通过认罪并依法处以极刑的仅有六七个人而已。这个数量实在是过于稀少，如果就这样向洋人交差，恐怕他们未必会愿意就此结案。所以，绝对不能拘泥于常规惯例，必须要灵活应变地去处理这件事情。
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开始日夜不停地抓捕更多的嫌疑人，并对这些人施以严酷的刑罚和审讯手段。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最终在结案时，一共确定了二十名应该被处以死刑的罪犯（然而实际上只有十七人被执行了死刑），还有二十五名分别被判处在军中服役或者流放徒刑的犯人。
此外，张光藻和刘杰这两位官员也被发配到遥远寒冷的黑龙江地区充军戍边，同时还要另外赔偿给法国四十六万两银子以及三万两银子给俄国。
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他自己倒是觉得颇为满意，甚至还不无得意地宣称道：“此次案件的办理不可谓不严厉重大，不仅足以应对法国人方面的要求，而且就算是通告其他各国也完全说得过去。”
当天津教案终于落下帷幕之后，整个国家上下民众的情绪都犹如沸腾的开水一般，群情激愤。因为大家普遍都认为这次的事件乃是一次极其屈辱的外交行为。
而原本满怀期待的天津百姓们一直坚信着曾国藩此番前来，一定会一改之前崇厚那种软弱妥协的做法，积极筹备兵力以对抗法国人的无理挑衅。
可谁曾想到，最后的结局竟然如此令人失望透顶。
那些遭到冤枉的犯人家属们更是悲愤难平，纷纷前往京城去向皇帝告状鸣冤。只是可惜啊，他们的这番举动注定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产生。
左宗棠在了解完教案的办理状况之后，心中极为不满。于是，他提笔给自己的友人写信，言辞激烈地批判起了曾国藩。
在信中，左宗棠写道：“曾侯相平日里对于洋人的情况就缺乏深入研究和了解，又怎么能够不被他们所左右呢！……他如此夸大洋人那边的局势，以此作为要挟的资本，还严厉要求赔偿抵命、索要高额的抚恤金，到底怀着怎样的居心啊？”
接着，左宗棠继续抒发着自己的忧虑之情：“这几年以来，我们一直高喊着要自强自立，可是稍微遇到一点变故，就不可避免地被洋人所震慑住，实在是令人忧心忡忡啊！”
话说曾国藩是在六月初的时候抵达天津处理教案事宜的，一直忙活到八月底才将这个案件了结。他在天津一共待了整整三个月之久。
尽管在案子办结之后，曾国藩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这样的处置方式足以应对法国以及其他各国，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充满愧疚之感的。
因此，在写给自家兄弟的信件当中，曾国藩一次又一次地表露出这种复杂的心情：“我的内心深感惭愧不安，对外还要面对众人的议论指责。”
“我的心绪始终难以舒畅，难免有些郁郁寡欢。” 没过多久，曾国藩便接到朝廷诏令，让他调任两江总督一职。
然而此时的他已经心生倦意，不愿意再去赴任，并且以自己眼睛患有疾病无法胜任官职为由加以推脱。
趁着现在这个时机完全可以全身而退了，又何必要再次前往江南多此一举呢！自从到任之后，心情一直郁郁寡欢，每每回想起昔日所经办的那些事情，其中更有像水师这样存在极大不妥之处的事务，难免会惹人讥讽和议论。
正因为如此，内心整日焦虑不安、坐立难宁，丝毫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快乐与趣味。
虽然目前所处的境遇还算顺遂，但心境却始终难以适应。
而且，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他已然清晰地洞察到，现今革命军的势力可谓是锐不可当、气势如虹，宛如破竹之势一般迅猛发展。
既然局势已经如此明朗，那又何必再去苦苦挣扎呢？
思及此处，他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辞去现职，并毫不犹豫地将山东地区剿灭土匪这一艰巨任务交托给自己的亲弟弟曾国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