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之事已然越闹越大，其形势之严峻令人心惊胆战！他此次前往天津，恐怕是危机四伏、九死一生啊！正因如此，他忧心忡忡地提笔给自己的两个儿子——纪泽和纪鸿写下一封遗书，以此作为自己的遗嘱，提前对身后事做好妥善的安排。
在这封饱含深情且条理清晰的信件当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关于未来灵柩如何运送回湖南老家入土为安，以及家中众多珍贵的书籍和精美的木器等物品应当如何处置等等一系列具体事宜。不仅如此，信中的字里行间更是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之情。
他沉重地写道：“那些外国人向来性情凶悍残暴，而咱们天津当地民众的风气也是浮躁喧嚣，双方之间实在难以和谐共处。倘若日后因为此事结下仇怨进而引发战争冲突，恐怕会导致局势急剧恶化，酿成无法收拾的大祸端啊！对于这次行程，我翻来覆去地深思熟虑，绞尽脑汁也未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无助，然而却苦无应对之法。
其实，早在动身前往天津之前，曾国藩就已经事先与奕?通过往来的函件共同商议并确定了好几条行事准则：首先要彻底查清武兰珍与王三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但就算最终查明洋人的确牵涉到拐卖人口这类案件之中，那也必须想方设法将此事遮掩过去，务必要给法国人留足面子，切不可轻易触怒这些洋大人；其次，得尽快从严捉拿真凶，并采取强硬手段镇压住当地的士绅百姓，从而安抚好各个国家的情绪，以免他们借机生事；最后，如果有法国的兵舰气势汹汹地前来寻衅滋事，那么一定要坚定地抱定绝不主动挑起争端的想法，坚决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也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选择妥协退让、俯首称臣。
曾国藩抵达天津之后，马不停蹄地开始大力抓捕所谓的“人犯”。
尽管他心里很清楚，此时的天津城民怨沸腾，民众对于捉拿犯人一事极为抵触，强行实施根本就行不通，但如果不这样做，又无法向朝廷交差。
就在这左右为难之际，崇厚竟然提议让他撤销道台、知府以及县令这三位官员的职务，以此来取悦洋人。
曾国藩深知一旦这么做了，必然会极大地失去民心，但为了顾全整个局面，他也只能勉强听从这个建议。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一艘艘法国的兵船就陆陆续续地开到了天津港口，这些兵船耀武扬威，显然是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威胁手段。
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崇厚被吓得心惊胆战。
曾国藩指责他凡事都只想着如何讨好那些洋人的头目从而维持和平的局面。
然而实际上，曾国藩自己内心也是惶恐不安，忍不住感叹道：“眼下已经有八、九条洋船到达此地，而且听说后续还会有更多到来。他们到底心怀怎样的恶意，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真是全然不知啊！”
在那威严赫赫、气势汹汹的法国驻华代办罗淑亚的强大压力与要挟之下，他终究还是选择听从了崇厚所提出的建议，毅然决然地将那些负责相关事务的府县官员上奏弹劾，并将他们革除职务，交付刑部依法惩治其罪过。
然而，即便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内心深处却十分清楚这一举措着实有欠妥当。
于是，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件当中，他满怀愧疚地倾诉道：“我此番行为实在是对内愧对神明，对外则冒犯了社会舆论的清议。无论远近之人，恐怕都会对我口诛笔伐、加以唾弃谩骂，可即便如此，这整个局面或许仍然难以周全妥帖啊！”
接着，他继续写道：“近来我的眼睛视物模糊不清，时常感到头晕眼花，而且心中惶恐不安，胆子都快被吓破了。真没想到我这一把年纪，竟然还会遭遇如此巨大的劫难。”
不仅如此，他还感慨万分地表示：“自从我来到天津处理这些事情以来，大大小小的各项事务基本上都是唯崇公所言是从。如今就连挚甫等人都纷纷指责我不应该盲目跟随他人的计策行事，以至于落得名声尽毁且无法挽救自身失败的下场。”
时光匆匆流逝，转眼间便已到了六月底。
此时的崇厚眼看着曾国藩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不但腹泻的老毛病依旧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反而又增添了呕吐不止的症状，就连那令人苦恼不已的头昏毛病也是时不时地发作起来。
见此情形，崇厚深知事态严重，不敢有丝毫怠慢，赶忙向朝廷上书奏请，恳请再加派两位得力的要员前来天津协同办理此事。
很快，朝廷应允了他的请求，加派而来的两名大员分别是在朝中为官的毛昶熙（字旭初）以及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小名雨生）。
彼时，曾国藩已然下达指令给各道府，迅速抓获了 11 名相关人员。而丁日昌甫一抵达天津，便断言称：“像这般重大案件，总计约莫需要缉捕四五十人之多，并分别处以斩首、绞刑以及充军流放等刑罚。”
唯有如此行事，方能让那些外国人坚信中国政府具备“镇压平民百姓的威严权势”，从而确保他们自身的人身安全得以保障，进而避免他们相互勾结，共同对抗清朝廷。
此后，曾国藩与丁日昌等人陆陆续续抓捕了八十余名涉案之人。
不仅如此，他们还盲目地听从法国公使罗淑亚那毫无道理可言的要求，将罪犯王三、安三和武兰珍等人予以释放。
然而，此次教案事件当中，丰大业等人实则是在群情激愤的民众围攻之下，遭受众人你一拳我一脚的暴打，最终命丧黄泉。
面对数以千计的人群，想要精准地甄别出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主犯，又岂能存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呢？无可奈何之下，只得采取严刑拷打的手段来逼迫嫌犯们吐露实情。
那些经受不住残酷刑法折磨的人，最终只能被迫含冤认罪。
就连曾国藩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如今虽已捉拿嫌犯八十余人，但其中绝大多数人坚决不肯吐露口供。经过审讯后，真正认罪且可依法判处死刑的不过仅有七八人而已，其余众人皆是既无口供亦无实证。倘若日后将这些人驱赶至刑场处决，实在是既无法向黎民百姓交代，更难以平息社会舆论的非议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