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组建的化肥局，试验进行得磕磕绊绊。
首先就是土法炼焦，道士们在东京城南获准得到一块地作为试验场地，一个炼焦炉的密封和气体的引导，就困扰了他们几个月。
好在朝廷也从邢窑、汝窑等窑场抽调了些老工匠们协助，集众人之智，在皇帝陛下提供的图纸基础上进行不断改进，这才使得化肥局对化肥的生产流程初步完善。
接着就是熬煮绿矾，使焦煤产生的气体与液体混合，每造一批所谓的“肥丹”，化肥局还要专门种植一些能够快速生长的蔬菜，设置对照组，对肥丹的比例进行不同的试验，来确认肥丹是否有效。
好消息是，的确有效，采摘的蔬菜做了对比后，产量的确是有提高的；但由于原材料、配比、制作流程的不尽规范，产量提升有限。
一直到洪武十四年夏，化肥局才确认了一种增产最有效的配方，选用的是四川行省出产的绿矾，河东行省的煤炭。
至此群臣总算放下心来，知道王伦是真的在搞科研而不是想要吃丹药了。
尽管原始的化肥被发明了出来，但还不具备量产的条件，毕竟绿矾在天下诸行省多有发现，王伦要求化肥局继续研究，至少工艺要改进到能够使用两到三个行省的绿矾，那时候才适合规模化生产和推广。
《民报》受命对化肥局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报导，许多读书人和道士们忽略了朝廷对化肥局诸官吏的奖赏，而是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另外一个方向：原来世间真的有能够使粮食增产的神丹啊！
朝廷一直在鼓励民间的新发明，甚至王伦本人是非常期望，朝廷的勋贵子弟们，以及天下大户的子弟们，不要总是将精力放在如何做官、如何声色犬马上，若能将精力与智慧放在搞发明、搞创新上，该有多好啊！
王伦一直觉得，华夏文化之中，缺乏一种激励制度。在他看来，家中有余财的富二代们，若想要继承家业，并不一定总是需要苦读书参加科举，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道路的。
就好比历史上欧洲十八十九世纪，一群富户子弟们研究数学、天文、化学、物理，华夏的这群富家子弟们有钱有闲，完全可以做相同的事情。
只要他们的发现、发明有益，朝廷从不吝于赏赐，给予他们足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作为回报。
然而前宋以来的科举文风盛行，尽管朝廷不断推出鼓励政策，愿意放弃科举而从事所谓“小道”研究的读书人还是少之又少。
化肥的出现，带给了王伦足够的惊喜。
华夏文明有着重农的传统，范仲淹曾说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故而对于前宋以来的读书人而言，出路就那么几条，要么做官，要么退而为医。
但话是这么说，若真的当了医生，在官场或者文坛仍旧是被歧视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
若是务农，那就不同了。王伦称帝取代前宋后，就颇有不少前宋官员弃官归乡，号称事农，从来无人嘲笑。
所以化肥的出现，让许多读书人都生起了一股莫名的激动，这可是能够让粮食增产的神物啊，千百年之后，后人也会记得的！这可是青史留名的大事啊！
于是颇有不少年轻的读书人赶来化肥局，希望能够加入其中，更有山东、江南的富户子弟们，也开始研究起了如何炼就神丹。
这自然是好事，甚至是王伦一直期盼着出现的好事，于是朝廷再次重申了对发明的赏赐，并传达天下。
而另外一个影响就是道教，王伦虽然在漠南推广道教，但南北方的道教本就有许多差异，南方重符箓，北方道教则相对懂得变故一些。
而道教在漠南的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而不断自我改良，导致的后果是南北道教的教义差别越来越大。
这一次化肥的发明，南北道士皆有份参与，南方道士们也受到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发明化肥这可是立地成圣的大事啊，可比升仙更加重要啊！
于是一贯相对保守的南方道教的道士们，也主动与在漠南传教的同行们彼此沟通交流，尽管内部还存在着许多争议，但那都是和而不同的事情。
交流之后的道士们，至少明白了一件事，他们追求的炼丹，追求一颗仙丹就此白日飞升只是一个方向，却不代表炼丹只有这么一条方向。
看看朝廷火药局和化肥局的那些同行吧，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在丹道一途另辟蹊径了呢？
道教内部展开了一次仍旧在不断进行的大讨论，道士们不再为教义而争论，而是相对心平气和地讨论着，他们的炼丹大业是否有更利于天下的可能。
在大讨论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淮南行省的一名道士，发明了一种更加适合墨锭的胶质，这位道士果断将配方献给朝廷。
朝廷对此的回报是，由淮南官府出面，吸引了一些富商入股，合资修建了新的制墨作坊，该道士也有了分红权。
道教虽然名义上宣扬的是“爱信信，不信滚，别打扰道爷飞升”，但根子上还是讲求现实和现世的，就好比前宋为何符箓派那么昌盛，原因还在于宋人已经意识到，飞升这种事情吧，实在过于虚幻缥缈。
所以前宋外丹派几乎没有了前途，内丹派大行其道，还是竞争不过符箓派。
既然能够在现实和现世求取利益，那么为什么还要追求虚无缥缈的事情呢？
相当一部分道士们迅速放弃了争论，将精力转向如何改进和发明上面了，有些发明他们未必知晓用处何在，但献给朝廷，朝廷总能给找到个办法推广一下吧？
如此一来，百姓受益，道士得利，也就更有钱财支持自己未竞的炼丹大业，朝廷能够多收赋税，何乐而不为呢？
就靠着化肥的发明，道教内部迅速转变了思想，符箓派、内丹派再次被外丹派“死灰复燃”一般地后来居上，开始主动搞起了创新。
朝廷也适时地推出了《专利法》，对各种新发明给予保护，从而鼓励民间更加开放化的创新。
隔壁的佛教眼馋坏了，他们也想参与其中，分一杯羹，来维持越来越衰弱的佛事，但局限于底层思维，僧侣们也没有办法找到更好的入场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