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汉人对大琉球岛的开拓，早在三国孙吴政权时、孙权派卫温、诸葛直渡海下夷洲，台湾就与中原有了联系。
然而岛上的居民与汉人的矛盾，也从那时候就激化了。孙吴政权是个典型的世家庄园制政权，东吴将领几乎都是靠抓捕奴隶而起家成名的。
前宋发达的海贸，让福建人也开始尝试继续开拓这里，由于缺乏官府监管，喜欢满世界溜达的福建人在大琉球岛就格外“凶残”，为了抢占土地，民间组团杀将过去，甚至还对岛上土着发起了“头皮悬赏”。
对于汉人而言，要开拓大琉球岛乃至吕宋岛是相当艰难的，除了热带气候引发最常见的疟疾之外，还要面临土着的袭击，缺乏机械动力的情况下，砍伐树木、抽干积水、整理荒地的难度也相当大。
但开拓带来的收益也是显而易见巨大的，由于朝廷整顿了海外贸易，以水师扫平了南海，种植甘蔗制作霜糖，也成为中原对外的拳头商品，利润极其丰厚。
更别说朝廷规定了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便是在岛上种水稻，起码的一年两熟也能发家致富。
所以福建百姓宁愿冒险也要朝外走，不走不行啊，本土的地形复杂，山林多、平地少、又有恶劣的飓风，朝廷哪怕强制推行均田，实际分到每一户百姓的土地也是难以维持生计的。
福建商团从日本购买的倭人奴隶，前后送到大琉球岛的就有数千人之多，然而不到一年时间，病死者就十有二三，这还是官府支持、派了大量医学堂毕业的学生、雇佣了许多大夫的前提下。
故而福建行省如今缺人的厉害，朝廷允许民间组成武装护卫团，要经过官府报备和许可，实际上就算是民兵的身份，这些汉人负责驱赶土着、抢占并划定一块土地，然后由倭人奴隶进行开荒。
还要有监工、有工匠、有船工，哪怕没有一技之长，有一膀子力气，那也是派得上用场。
所以福建与河南的官员私下交流之后，便向朝廷发起申请，希望从河南行省继续移民，以填补人力不足的缺口。
至于广东行省，这里从唐朝时、甚至更早的南北朝，土客矛盾就愈演愈烈，如何治理广东，主要考验的就是朝廷以及本地官员如何处置土客矛盾。
对此王伦领导的朝廷，给出的方案是引导客家汉人继续向海外走，开拓东南是个艰巨的过程，但总好过岭南土着与客家百姓围绕着两广行省的那些平地打生打死、纠缠数百年吧？
故而广东行省民间百姓一直在向吕宋岛进发，如同后世的殖民手段一样，朝廷的南海水师率先威服了东南诸国为藩属，民间考察队进行了考察，然后便开始组织人手登岛圈地。
吕宋诸岛之上，北有吕宋国，其实就是一个土着部落联盟，实力很是弱小；南部则是苏禄国，实力稍强。但最强盛的则是渤泥国，也就是南朝史书记载的婆利国，大致以文莱为中心，占据了加里曼丹岛以及吕宋西南诸岛。
这些藩属小国皆信仰佛教，军事力量非常弱，大约再过一两百年，这里就会被绿教化。
可以说历史上的两宋时期，就是绿教不断东侵的一个局面，宋朝不争气，却让华夏文明对外扩张的影响力，始终无法突破唐朝鼎盛时期的区域。
只不过广东百姓与福建百姓们一样，很快就发现拓荒难度实在太大了，就好比一块热带雨林，百姓们要砍伐树木烧荒，要加高田垄防止频繁的降水冲毁农田，由于多雨多热，杂草生长得极快，单除草这件事就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而且似这样新开垦出来的农田，土地养分不足，还要不断施肥，绿肥、草木灰等要持续添加，将土地养成可以种植的程度，也需要数年持续之功。
因此两行省的百姓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式，那就是组团去抢占已经被当地土着开垦出来的良田。
这种事情是很难由朝廷出面主导推动的，因为若是由军队以战争的方式直接占领，却无法吸引足够的百姓前来定居，大概几十年后这些被占领土地总归还是会被遗弃的。
因此朝廷只能鼓励民间，以政策优惠的方式推动，为此朝廷放宽了民间商团组队的限制，放宽了对部分武器的管制，允许相当一部分退伍老兵参与其中。
若是放在前宋，只怕文人士大夫们又要叫嚣，觉得朝廷将权力交给民间，难道就不怕刁民们造反么？
然而王伦是认真分析过自三国、东晋以来江南士绅集团的发展史的，两汉尤其是东汉察举制盛行，读书人群体之中就存在着一个地域歧视链，中原士人歧视凉州、歧视江东，所以江东士族很难在东汉时期做到高官。
由于东吴被西晋所灭，江东士族的地位更低，也就比蜀汉士族高一些，比如着名的张翰，西晋灭吴之后跑到洛阳想要做官，发现根本混不到中原士族群体当中，干脆以“莼鲈之思”为借口辞官归乡。
到了东晋衣冠南渡，曹魏时出现的九品中正制度下，本地的霸主江南士族继续被南逃的江北士族打压，由于南北朝的对立，隋朝以北统一南方，到了唐朝江南士族的整体地位仍旧不高。
然而从唐朝中后期，天下的经济中心就不断向东南转移，东南要承担天下赋税之重，却无法获得匹配的社会地位，不满的情绪就一直存在着。
前宋时期朝廷面对北方和西北的军事压力，拼命从东南搞财政转移，这就惹得东南士绅反对声音极大。
王伦建立新汉后，朝廷的重点仍旧放在北方，东南同样是负责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但反对声音一下就少了许多。
一来是王伦手腕强硬，通过均田杀了不少顽固的士族；二来则是汉军战力强悍，连灭数国，让东南百姓们看到自己缴纳的赋税总归是派上了用场，而不是像前宋那样，花钱打水漂，心里多少有了些平衡。
三来则是王伦推行的政策，奉行的是雨露均沾，不管是士绅还是百姓，起码都能够受到多多少少的收益，那还反对什么？
所以王伦一直认为，江南士绅集团或许真的存在，但不过是一个笼统的、极其松散的、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统一共同利益的群体，还没有如历史上一般，被蒙元粗放的统治后，形成一股真正的利益集团。
当朝廷积极对外拓展时，民间的利益就与朝廷捆绑在了一起，这就是王伦一直追寻的新的历史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