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麾下的这些军官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的说着游击战的优点，李国耀的嘴角不由的有些上扬！
但是当听到大多数人竟然都觉得这游击战竟然比正规作战更厉害的时候，李国耀便知道歪楼了，当即清了清嗓子说道：“关于游击战和正规战的优劣大家其实没必要争辩，因为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
“为什么司令，卑职感觉这游击战就是要比正规战术更好用！”谢宝军道。
“那是因为环境变了，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错觉，事实上游击战和正规战都有可取的地方，也有不足，因为他们适应的战场不同！”
接着李国耀继续说道：“正规作战讲究的是寸土必争，讲究的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所以拼的是消耗，打的是大规模的攻防。比如说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的第一场大战役——淞沪会战，就充分体现了国民党军的战略战术特点。淞沪会战是国军主动发动进攻的一场正面作战，其目的就是要在日本人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在上海展开攻势，以压倒性的兵力优势首先解决上海地区的日军，解除对首都南京的威胁，还可以迫使日军过早进行动员，打破其从华北由北向南逐步蚕食的节奏，如果这些意图能够实现，从战略上说发动淞沪会战是夺取主动的高招。”
“从战略上讲这个计划是很有创意的，但是国军的兵力运用以及战术实在太糟糕，3个最精锐的德式师，本来最擅长野战的突击力量却投入了城市攻坚；而在城市巷战中，以营连规模的密集队形在狭窄的街道上进行集团冲锋，勇则勇矣，在日军密集火力下只能使白白牺牲。因此连打了十天，都不能彻底消灭日军在上海区区数千人的部队。”
“等到日军后续部队一到，战局随即逆转。而在随后的攻防战中又是一味进行寸土必争式的阵地战，与拥有强大海空火力的日军死打硬拼，殊为不智，最终付出了伤亡25万人的巨大代价，依然守不住上海。”
“而这种呆板的防御战术在抗战初期一再重演，诚然，作为政府军如果不作抵抗就轻易放弃国土，无论国际观瞻，还是政府和军队的形象都会是沉重打击，更会给民心士气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但是一味采取人海硬抗火海的阵地战，到最后就是人地皆亡。”
随后李国耀继续说道：“正因为正面战场一败再败，我们损兵折将不说，还逐渐丢了上海、南京、徐州、太原以及武汉等地，前段时间又丢了广州，因此大家才觉得正规作战不堪一击，没有可取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在正面战场也使用游击战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李国耀的话让现场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是啊，正规作战虽然伤亡惨重，但是这种战术却不见得真的不行，游击战厉害也不见的就适用于正面战场。
想想游击战的16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在敌后战场固然没问题，但正面战场要是也使用这种战术的话，那这场战争可就完球了。
当小鬼子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后退，或许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所有的大中城市就会被小鬼子全部占领，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看到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李国耀心里却是明镜一样，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正规作战和游击作战等等战术理论，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根据日军的战略以及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八年抗战中，日军的战略始终是饱受诟病的，甚至不少人认为日军根本就没有统筹的战略规划，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日军缺乏有远见的战略家，另一方面则是日军中“下克上”的陋习将仅有的一点战略规划也搞得七零八落。
比较来说，日军基层官兵的军事素养很高，所以战术水准比较高，因此对二战时期的日军评价就是战术一流，战略末流。
反观中国方面，或许是延续着注重战略的传统，在抗战大战略方面确实要远胜日本。无论是正面战场的国民党，还是敌后战场的红党，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持久抗战的大战略。
既然要持久抗战，那就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乱打。
尤其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老蒋就意识到了危险，随即命令何应钦尽快制定抗战计划大旨，其核心内容就是“充实一切自卫力量，准备长期抵抗，以求最后之胜利”。
到1936年底，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制订的《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的甲案明确指出：“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败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
到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蒋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苦撑待变的战略方针。
这一点在老蒋的历次演讲中都有体现，比如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
再比如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但是国民政府这边作为政府军，所以注定他们的持久抗战不能游击而动，而是必须在注重大战略的前提下寸土必争。
然而结果是日军在战略方面不行，但是在具体的战术和用兵方面却有过人之处，因此在抗战前期的几次大战中，国军被打的节节败退。
反观延安方面却由于所处的位置以及环境不同，提出的战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游击战是八路军的传统，在正面战场不太实用，但是在敌后战场上，游击战却是主要作战形式。
但就是在八路军内部，一开始对于游击战也有不同的看法。八路军首战平型关，115师以七倍于敌的兵力优势，在地形绝对有利的战场，经过长征考验的百战老兵，对日军只有少数战斗部队掩护的后勤部队，伤亡交换率却几乎是一对一。
双方在装备、兵员素质等各方面的差距可见一斑，因此要以八路军、新四军来与日军进行阵地作战，那可真的无异于自杀。
平型关之后，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主要采取游击战，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的阵地战的战术思想基本统一形成了共识。
一开始主要是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因为山区是实施游击战最有利的地形，无论是进攻性的伏击，还是防御性的阻击，山地都最能发扬八路军、新四军所长，克制日军所短。
后来才进一步由山地发展到平原，平原地区更为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可以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力量，为山地游击战提供更充足的物质保障，而山地则成为平原最可依赖的后方，山地平原两者的有机结合，更是将游击战发展到顶峰。
日军由于兵源有限，对于中国如此广阔的国土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只能集中力量确保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这样一来广大的小城镇和乡村就成了日军控制力最为薄弱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了八路军、新四军最为活跃的地方，也为游击战的开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从日军无法控制的地方开始，逐渐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当日军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作战时，八路军新四军一般采取留下少数部队与日军周旋，主力转移到日军力量薄弱的地区，打击日军因为抽调兵力扫荡根据地而出现的空当，迫使日军最终只好放弃扫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