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焕的十五字论断，清晰地勾勒出了支撑产业的三角支柱。面对师叔鼓励的眼神，他深知接下来的阐述必须足够具体和深刻。
请允许我详细解释这三点。李焕身体微微前倾，语气沉稳而恳切。
首先，关于资金。 他条分缕析，半导体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它需要的不是散兵游勇式的热钱，而是长期的、耐心的、并且懂技术的战略资本。它要能忍受至少五年，甚至更长的研发周期，能够理解一次次流片失败背后的价值，而不是追求短期财务报表上的回报。
其次，关于政策。 李焕继续说道，它不仅仅是税收优惠或补贴。它更需要的是稳定的产业导向、清晰的技术标准，以及一个能够包容试错、保护创新火种的审慎监管环境。比如，在芯片设计的EdA工具、核心Ip等被国外垄断的领域，需要政策引导国内产业链形成协同攻关的生态。
最后，也是我最想强调的，人才。 他的语气变得尤为凝重，芯片和AI是智力密度最高的领域，顶尖人才决定了天花板的高度。而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严峻的局面……
李焕稍作停顿，抛出了一个让汪主任神色也为之一动的观点：我认为，未来十年AI领域最激烈的竞争，很可能不再是简单的华国与漂亮国的竞争，而是留在国内的华国顶尖人才，与流向硅谷的华国顶尖人才之间的竞争。
汪主任闻言也是一脸严肃。
在硅谷的核心AI实验室和芯片设计公司里，华人科学家和工程师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他们掌握着最前沿的算法、最核心的设计理念。某种意义上，我们最大的对手，是我们自己最优秀的同胞。
所以，人才战略的关键，不仅在于培养，更在于凝聚和召回。我们需要打造能让他们心向往之的创新平台，提供足以媲美甚至超越硅谷的科研环境、事业空间和价值认同，形成强大的人才和回流堰塞湖
李焕的阐述，将一个宏大的产业命题，精准地落地到了资金性质、政策焦点和人才争夺这三个可执行的维度，并深刻地指出了未来竞争的本质可能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人才内战。
汪主任听完李焕的阐述，并未立即表态。他缓缓端起茶杯，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他深邃的眼神。片刻的沉默后，他放下茶杯，目光如炬地看向李焕。
你老师果然没有看错人。汪主任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赞赏与更深沉的考量，资金、政策、人才，你看得很准。但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了这场竞争的本质——一场关乎国运的人才争夺战。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踱了两步，仿佛在权衡一个关乎全局的决策。
关于你提的这三点，我无法在此给你任何不切实际的承诺，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竭尽全力，在关键的层面为你们发声、去推动。汪主任停下脚步，语气诚挚而坚定：
在资金上，我会努力推动设立针对核心技术的专项扶持基金，改变过去‘撒胡椒面’的模式，精准投向那些像你们一样，真正在啃硬骨头的企业。
在政策上，可以着手研究对半导体和AI企业的税收优惠，计划在全国重点城市试点‘集成电路产业创新特区’，尝试在监管、知识产权和设备进口上实现突破。
说到这里，汪主任的目光变得格外深邃，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
但说到最关键也最复杂的人才问题……行政手段能发挥的作用，确实存在边界。这并非我们不愿创新，而是意识到，有些症结，并非单靠政策和资金就能彻底疏通。
李焕深深点头。他明白，汪主任能如此坦诚地指出体制的局限性，本身就已弥足珍贵，这代表了最高层面的清醒认知。
为何如此多顶尖学子学成不归？这背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难题。
若简单地归咎于不爱国，无疑是片面且不负责任的。薪酬差距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因素——高度资本化的硅谷，能为顶尖人才提供国内目前难以企及的财务回报。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坦然地追求更优渥的生活，本就无可指摘。
然而，比金钱更具吸引力的，或许是学术与创新环境的差异。国内科研圈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论资排辈现象，以及相对僵化的项目管理机制，使得许多怀揣理想的青年学者担心回国后会陷入无谓的内耗，难以在创造力最旺盛的年纪施展抱负，从而选择留在更能凭实力说话的海外平台。
“所以我倒觉得，我们民营企业在人才问题上，反而能展现出独特的灵活性。”李焕眼中闪烁着务实的光芒，“至少，没有哪家行政单位敢给一个顶尖工程师开出千万年薪，但真正求贤若渴的民营企业敢。”
他话锋一转，点出了其中的关键：“但高薪的前提，是建立在健康的市场和繁荣的产业之上。没有哪家企业能做长期亏本的研发——即便有心，也无力持续。”
“所以，归根结底，”李焕总结道，思路清晰如镜，“我们需要形成一个良性的闭环：国家层面通过政策引导和基础投入，培育产业土壤，促成规模效应；民营企业则凭借其机制灵活、市场嗅觉敏锐的优势，在前沿技术和应用创新上大胆投入、快速试错。”
“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他双手微微合拢，做了一个相互契合的手势，“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彼此促进。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构筑起一个既能吸引人才、又能让人才尽情施展的完整生态。”
这番透彻的剖析，将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定位、协同关系梳理得清晰明了。
汪主任听罢，眼中赞赏之意更浓，他微微颔首，知道眼前的年轻人不仅心怀理想，更懂得如何将理想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