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在二战后到里根时期之前经历过一段“国有化时期”，撒切尔时期后才开始坚持不懈地搞“去国有化”。这其中的变迁，其实引用一位白厅主要部门常务秘书曾经说过得话最应景：“如果我相信政客们得说法，我会相信‘国有化’，然后‘去国有化’，再后‘再国有化’.......总之最后我会语无伦次，不知所措。”
这个时期，不仅联合王国是这样，其主要自治领大家拿，澳洲和纽西兰甚至是作为某“自由世界”壁垒的米帝也有类似的公营化产业——而不是被归类的公共事业——到了里根时期，也被私有化了。这种通过“节约资本、提高效率”为名的变革，最后无一例外地，都让后来的“服务公司”赚得钵盈盆满。当一些人痛惜东欧剧变的损失时，却忽视了80年代开始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经济学”的示范作用。
林义龙现在正在做的，其实不如说是吃一些公营转私营过程中已经不被需要的边角料——这部分边角料也很值钱就是了。
在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之后，林义龙终于有心情和许振坤一起出来散步。两人换上了登山裤和t恤，尝试观览一下富士山——不过，本来就不是登富士山的季节，登山就变成了远足。
“其实‘老钱’对‘新钱’的贬低，总觉得是‘新钱’对上流社会比较焦虑或者说进退无据；我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那些‘老钱’。”林义龙向许振坤宣扬着自己的观点，“‘老钱们’总认为，好像‘新钱’都是一些上班的中层，突然暴富之后不知道怎么花钱，所以就如同那些傻x一样乱撒钱，败坏了上流社会品味。
“不过我认为，与其说是‘新钱’在焦虑，不如说是这些给‘新钱’接盘了的‘老钱’更加紧张。他们于是就把资金流动起来，一点一点创造高位，让别人给他们接盘。”
“新钱”是个从法语借过来词，本意是新富人、土豪，可不知为何被翻译成英文“钱“——指的是通过自己奋斗积累财富的富裕阶层；同样从法语里借出词填进英语的“旧钱”则指的是从父母那里继承财富的旧富人，贵族。
考虑到两者被传授的人生经验的区别，“老钱”和“新钱”的品味并不相同，行事方式也稍显割裂，可正由于此他们也相互看不上。这种相互鄙薄不能理解为分歧，“新钱”后代也会变成“旧钱”，所以并没有显着的身份认同区别。
“这我当然懂啦。”许振坤道，“不过，说句实话，无论你还是我，‘锦衣夜行’，只能这么过过瘾吧。”
“这个比喻不算特别正确吧。”林义龙吐槽道，“羽霸王之后更是被评论为‘沐猴而冠’，这算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们知道该怎么利用资本。”许振坤笑道，“而不是坐看汉王兴起。我们总不能像某大统领那样，把自己的名字放到每一个产业上，甚至自己的专机游艇也要放五个大大的字母？”
“这就算了。”林义龙答道，“虽然我也属于'沐猴'，却没有主动往笼子里一呆当被展示动物的特殊癖好。”
“那不就得了。”许振坤道，“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让自己享受‘更加平等’的待遇罢了。”
“也对......”林义龙认同了好友的说法。
两人之前有些养尊处优，体能并不能支持特别长的时间，这趟远足走一路，歇一路，甚至许振坤都有在附近民宿过夜的想法。
这个想法被林义龙一票否决。江户城市里的蚊子就很毒，乡下的蚊子更多，个头更大也更令林义龙受不了蚊子。最后在林义龙的坚持下，两人坐出租车到车站，回涩谷。
主题仍然是吃吃喝喝，许振坤带着林义龙进入了一家居酒屋，自己点了清酒，给林义龙要了梅子汁。
“其实你应该试试酒精饮料的。”许振坤这么劝道，“不然以后去鸡尾酒会岂不是非常不自在？”
“我只是单纯不喜欢酒的味道罢了。”林义龙摆摆手，“不过，看你让我喝酒，肯定是想诉说一下什么酒后才能说的话题。我们也认识22年了，有什么话就说，不过我估计，应该是和伴侣相关的话题。”
“这段日子，我发现我喜欢上了我的那位mistress。”许振坤坦然道，“如果不是因为金钱关系，我甚至想真的让她嫁给我。”
“你要是真心那么想，请务必记得弄一份托管协议，把所有的财产都信托出去，回避婚姻风险。”林义龙说道。
“怎么做？”
“这很简单，你知道英国有一个格罗夫纳家族吧？”林义龙问道。
“当然知道。”
“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回避遗产税的？”林义龙问道。
“怎么？”许振坤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
“他们把所有家族的财产都归类在信托下，所有的信托受益人都是他们贵族头衔得持有人——我没见过具体的头衔，但我就拿他们最早的‘贝尔格拉维亚伯爵’为例：
“这样的话，因为按照继承规则，可以有无数个‘贝尔格拉维亚伯爵’的潜在人选，可以换无数个人，可信托财产的受益人依然是‘贝尔格拉维亚伯爵’，并不限定于某一个特定的自然人人选，自然也不存在‘遗产’和‘继承’，也就不用缴纳任何遗产税还有所得税。
“你这里，你同样可以把所有的财产都放在信托里，然后指定受益人是‘所有许振坤直系家族人员’——这样的话，无论她们和你结婚或者离婚，都不会从你这里分走财产——因为，你理论上其实是没有任何财产的‘财政困（无）难（能）人’。”
林义龙花费了将近10分钟的口舌，给许振坤普及了一下有关回避资产分割的方式。
“所以，当你看到某个贵族，总是为遗产税和所得税发愁，这个人一定不是什么贵族，对国外这方面的完全不了解。”林义龙总结道，“反正我看到这方面的东西，反正就直接右上角叉了，这是常识性的错误，只能说查资料不认真。”
“那你和我共同私人基金的份额也能照此处理么？”许振坤问道。
这半年下来，两位好友的信托基金增值了将近三倍，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来源于许振坤学长名下信托财产的损失。虽然这种增益来源不怎么光彩，可适格得当事人受限，不能提出异议；有能力提出异议的人却不适格——也就没什么人能影响这笔基金的不断损失。
久而久之，最后也就没人记得这笔资金的存在。就算有人记得，也会像林义龙对邦妮的前夫雷说过的那样，资金信托也没法熬到回报期到来之时。
“当然。”林义龙露出了只有许振坤能懂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