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台之战，吴争的准备是非常充足的。
正面硬撼清军的军队，单就从江都方向抽调第一军二万五千人，就这场局部战争而言，吴争就已经拿出了总军力的三成。
也就是说，这场仗不能输，一输就动了大将军府根基了。
那将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大的后果就是，趋利避害之下，各地商人纷纷逃离沿海，而外商的商船会北向天津。
这种情况对以农牧为主的清廷而言，或许还不当回事，可对于大将军府而言，就是一场浩劫。
吴争这些年来一直在走钢丝，其实任何时候，一场战败就可能成为压垮这势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利益面前，不会有多少人跟吴争讲大义、情义，不管是士人、商人，决定他们屁股的依旧是利益，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打这场仗，吴争是有恃无恐的，特别是沈致远的突然回归，让吴争更有了底气。
兖州十万敌军，无端少了二万，而自己这边，平白多了二万，此消彼涨嘛。
当然，这得益于与济尔哈朗的私下交易，如果不是这场交易，很显然，清廷不会坐视吴争从容调大军对兖州形成包围之势。
吴争原本想，几个方向打一打，将包围圈紧一紧，然后逼降多尔博，再找个合适的时间，将多尔博象博洛一样放回去，给济尔哈朗添堵，不让他在清廷朝堂“只手遮天”，一个分裂的清廷，是吴争非常愿意看到的。
可鳌拜突然率军南下，引起了吴争的警觉。
就打一个时间差，不管济尔哈朗是人是鬼，先占了滋阳再说，至于兖州全境，那就打着看。
出于这个考虑，吴争撤消了之前歼敌为辅的命令，也就是说，这仗已经改成一场正常情况下的破城战。
陈胜率部强攻鱼台，一场城外野战下来，双方都掂量出了对方的能耐。
不得不说，多尔衮给他儿子留下的军队，确实强悍。
陈胜为减少己部损失，派出一支偏师攻占了鱼台西介的寨里集，形成三面合围，已经使得鱼台得手，成了双方心知肚明之势。
这个时候，滋阳城中的刚林、祁充格慌了。
他们一边向清廷急求援军，一面派人去济南府促鳌拜率大军驰援。
可鳌拜援军远水难救近火啊，刚林、祁充格这时出了个昏招，他们在调一万新军增援之后，再调出自己的嫡系旗兵增援鱼台，这样一来，其实滋阳城中，兵力已经空虚到了极点。
刚林、祁充格原本是想，倾尽全力守住鱼台，拖延至鳌拜到来，那么就又可以撑几日了，然后清廷援军到达，滋阳之围立解。
可他们无法预料到，清廷虽有增援之心，可内部的权力倾轧，远非二人所能想象。
鳌拜所部，是这场战争中，清廷实际到达兖州的唯一援军。
……。
十月十二，凌晨。
第一军在连攻三日无功而返之后，陈胜得到三十六门大口径曲射炮（类似后世黑心炮）后，在野战直射炮的掩护下，将数十斤重的炮弹，如冰雹般地射入城中。
这种“粗暴”的方法，致使鱼台南门并不坚固的粘土墙，坍塌了三分之一以上。
第一军随即攻城，南城清军见势不妙，开始大量向北溃退。
而北伐军攻入城时发现，南门背后，尸骸遍地，皆被炸得残缺不全。
南门得手，昭示着鱼台的易手。
陈胜部署在西门方向的那支偏师，成了压垮城内清军士气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二日，午时，第一军占领鱼台全城，开始追击北逃清军，扫荡城内残余。
……。
鱼台之战，意义重大。
这是一次正面对决，双方的兵力相差无几。
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清军还是占了地利的，毕竟是守方。
但就是如此，清军仅仅守了三天就溃退了。
两军在此战中的伤亡比，大约为一比二，我一敌二。
这很大程度上说明，敌我战力优势的天平，开始扭转。
而陈胜以大口径火炮“粗暴”轰炸城门背后的战术手段，在战后被诸卫将领认同，在之后纷纷向吴争请求配备，由此江南军工坊四座炮坊，一度全力生产单一火炮。
最后被吴争强硬制止。
这倒不是吴争不愿攻城部队减少伤亡，事实上，这方法太“粗暴”，但凡炮弹所到之处，皆一片狼籍。
爆炸伤的不仅是敌人，还有城中平民百姓，毁的不仅是城墙，还有民舍。
吴争北伐想要的是收复失地，而不是接受一座需要在战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破败城池。
最要紧的是，一旦由此失去民心，被民众恨上，那就得不偿失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点在北伐军将领身上得以极大的体现。
他们开始以小规模、局部来绕过吴争的禁令，而吴争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然，这是后话了。
……。
鱼台竟只守了三天。
这让刚林、祁充格不再是慌乱，而是跳脚了。
虽然得知鳌拜已经南下，可前锋才至泰安州，到达滋阳至少还得两天。
也就是说，滋阳城需要挡住敌军至少三天以上的进攻，才能盼到鳌拜主力到来。
而之前派出滋阳城中守军的错误决定，不仅没有起到增援鱼台的目的，反而因鱼台溃散的军队，冲乱了队伍建制，最关键的是，溃兵的言行和宣传，直接导致士气不振。
为保嫡系旗兵士气，刚林、祁充格又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在撤回嫡系旗兵之后，下令紧闭城门。
这等于将还没入滋阳的上万溃兵放弃了。
这个决定得不偿失，不仅使得城外无法入城的清军愤怒，更使得城内清军士气大降。
可刚林、祁充格此时分寸已乱，他们甚至在商议，是不是请多尔博复出议事，平定事态。
其实，人性基本上都差不多，在性命无虞的情况下，以利益为重，大义次之。
刚林、祁充格背弃多尔博，从了福临，这其实在多尔衮生前已经有了征兆，多尔衮原本已经想对二人动手的，只是因自觉时日无多，为了给多尔博多留些可用之人，并对沈致远权力进行平衡、牵制，这才留下了这二人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