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同样是不可能！
而韩一良算是有点良心的，自己讲自己的情况，绝不拖其他人下水。
他自述在同类官员里他算是很少交际的，仅仅两个月就推脱掉了书仪500两（巧立名目的送礼）。
这些都还是明着的敛财。他自称自己这种不善交际的都这样，那么整个朝廷的官员状况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样。
韩一良最担心的是以弹劾吓唬人的腐败言官，他们这些做，银子可以像流水一样流进他们的家门。
因此，韩一良希望皇上抓一抓贪腐严重的典型分子，杀一儆百，树立官僚系统里不想贪、不敢贪的廉洁之风。
韩一良指出的卖官泛滥的社会现象，也正是崇祯整顿吏治的重要方面。因此崇祯十分欣赏，于是很快召集大臣讨论韩一良提出的惩贪问题。
顾横沉思到这里，忍不住问道：“芝麓，韩一良指出卖官现象已经泛滥，但是没有具体所指，绝对是对事不对人。”
见龚鼎孳在认真倾听，顾横又继续道：“但是这个切中要害的直言，肯定会让那些有卖官行为的大臣惴惴不安，有些没有卖官行为的官员也可能不爽。”
顾横说到这里，龚鼎孳开口道：“所以很多大臣注定在讨论惩贪问题时不起好作用。这不，当时吏部尚书王永光就故意刁难，对当今陛下说韩一良肯定知道谁贪腐最厉害，让他指出一两个来严惩，震慑一下那些贪官。”
“那陛下当时是怎么做的？”顾横问道。
“陛下当年毕竟年轻，没有看出王永光是故意刁难，也觉得韩一良说得不够具体。于是就把韩一良召来，要他对贪官指名道姓。”龚鼎孳答道。
“韩一良没有思想准备，而且并没有哪个贪官的真凭实据，那么他肯定觉得一旦指名道姓就是得罪人的事情，所以应该会跟陛下说是听到的传闻。”顾横推测道。
“横波，你说的没错，当时陛下大怒，质问韩一良一个贪官都不知道为啥就敢写这道上书？”
“并且限韩一良五天内把贪官名单列出来。”
龚鼎孳说完，顾横心中暗道：坏了！韩一良又不是检察机关，就是检察机关五天之内也没法把贪官查出来。
但顾横还是想知道后续，便问道：“后来呢？结果怎样？”
“还能怎样，韩一良只好找了一些坊间传说有非议的官员来搪塞。陛下自然大为不满，又要他说出两月内给他送500两书仪的是哪些人。”龚鼎孳道。
“韩一良应该不肯再说。”顾横道。
“不错，所以陛下震怒，说韩一良前后自相矛盾，明显是不忠诚，本应该严查，念他是言官，就饶了他这次，革职为民！可惜反贪成了这样的结局。”龚鼎孳有些惋惜和无奈地感慨道。
听到这里，顾横再次陷入了沉思：历史上，崇祯皇帝在位17年，是勤政的17年，从未懈怠，不停地在为挽救明朝的危亡而奋斗，应该是值得赞扬的。
但从处理韩一良的问题上看出，他不是很英明。一开始表彰韩一良的忠心和敢言，没过多久就把韩一良打成反面人物，革职为民。
崇祯的行为非常欠深思熟虑。从崇祯朝的很多事情来看，崇祯的应激反应是一个严重的性格缺陷。急于求成，急于决策，易被心怀不轨的臣子误导。
常言道当局者迷。现在我们过去了几百年再来看这段历史，自然是很从容，站着说话不腰疼。
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思想境界，顾横觉得不应对崇祯过多苛责。拿今天的眼光我们来看一看这件事失误在哪里。
首先顾横仔细回忆着一下韩一良的上书核心思想在哪里。韩一良敢于反映卖官的社会现象，是希望皇帝扭转社会风气，不在于整饬哪一个具体人。
从这一点看，韩一良对贪官还是很仁慈的。如果真的较真肃贪，韩一良可能也不完全干净。
那么如果用廉洁度来衡量官员。韩一良廉洁度可能是95%，但有很多官员廉洁度可能不高于5%。
在明末贪腐成风的社会，韩一良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了。廉洁度100%的根本找不到，除非是海瑞。
只可惜崇祯皇帝没有理解韩一良的核心思想，也没有想明白自己的执政核心在于扭转社会风气，而不在急于处理一两个贪官。
社会风气一团糟，皇帝想惩贪，但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盘根错节，必然把好经念歪了。
崇祯觉得，崇祯应该先从多方面入手弘扬廉洁正气。转变社会风气是个慢工细活，急躁不得，不是惩治几个巨贪就可以解决的。
但持续不懈地下苦功夫转变社会风气的做法不符合崇祯的性格，他没有这个耐心。
其次，打击了韩一良导致官员不敢担当。明末官员互送书仪是种陋习，不在于是谁的错。
韩一良因拒绝说出500两的书仪是谁送而被革职。只能导致官员相互袒护，不敢再说真话了。让臣下因反映时弊而蒙受冤屈，可见崇祯处理朝臣的随意性。
最终导致臣下不敢担当，人人自危，对朝政都噤口不言。言路闭塞，崇祯皇帝执政的盲目性就大大增加。这是崇祯自酿的后果。于是就出现皇帝每天越勤勤恳恳，臣下就越偷安怠慢。
有当时的大臣刘宗周这么评价崇祯：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
大意便是求治心切的崇祯帝，在时局危机深重的影响下越发急躁、偏执、多疑，布令太烦、用法太严、重典治臣下、用人不当，致使政策屡屡失误，加剧了社会危机。为了解决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崇祯帝变得更加急于功利。仟仟尛哾
崇祯皇帝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日夜操劳，在急功近利的心理作用下，用人不当，失误频频，进而对下属臣子严厉苛责、求全责备，导致大臣们整日不安。
刘宗周对崇祯帝的行为直接予以批评：“功利之见动，而庙堂之上有不胜其烦苛者矣。”
于是在整个朝廷内部，群臣为自保，只好投其所好、逢迎君主，少数忠直之士也很难施展才华、保全自己。
崇祯帝对于一些有才能的大臣也要求苛刻，对其严厉苛责。
崇祯皇帝对待朝廷大臣，往往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长期如此，让朝臣基本只求自保，无才无德的庸碌奸佞之徒得到重用，却不思救国救民，国家、局势日益败坏。
崇祯皇帝采用重典治臣下，锦衣卫、东厂于法律之外诏狱不断，致使群臣苦不堪言，大小臣工尽在这位君主的不断积疑中往来，导致整个政治气氛昏暗压抑、统治集团人心涣散，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
历史上崇祯皇帝就这样发展了下去，最终落得众叛亲离，吊死煤山的悲惨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