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撒手不管，可为人之母，终究又狠不下这份心。
其实在耿显得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儿子能够平平安安的去往封地，做一个逍遥郡王。
而她也可以跟着儿子做一个闲散的皇太妃，安度余年。
只可惜儿大不由娘，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再也不需要她的主意了。
自从成亲搬出皇宫之后，对于刘维来说又是一番新天地。
按照规矩，郡王府可以有自己的长史、属官和侍卫，这些将来都是帮他筹谋之人。
只可惜自己的母族已经没什么可靠的人了，这些年在宫中又只有一些内侍陪伴。
所以要想网罗一批有能力又忠心于他的人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有能力的人谁会甘愿做一些低等职位，除非是正儿八经的皇太子，还可以跟着赌一个将来。
一般的皇子，都是靠的两种人，一种是母族，一种是妻族。
刘维既然没有母族之人可用，逼不得已只能打妻族的主意，这也是他最初想娶个名门贵女的初衷。
无奈之下娶了个六品文官的女儿，派人仔细打听了一下，发现她家中原本是个没落世家，整个家族最出息的就是他妻父。
换言之，根本没什么厉害人物。
万般无奈之下，也还是从温家选了几个稍微有点才学的子弟，不过唯一让他觉得还算欣慰的是，王妃温婳确实是才貌双全，性格也柔婉安静。
这样的女子，家世又不怎么样，将来想必不会管他多找几个小妾吧，到时候通过这种方式，一样可以拉拢一些有才学的寒门子弟。
于是这些天他都混迹于各官学和文学聚会上，十分活跃。
刘志一直派人关注他的行为，但却没有过多的干涉，在他的心里，并不看重嫡庶区别，自己当初不就是个庶子吗。
关键还是要看才能和性格，如今他们都还小，给一些自由成长的空间，日后才能知道谁最适合。
到了春末，他继续开始自己雷打不动的避暑之旅，前年去了长安，去年到了涿郡。
而今年的目的地，早在去年就已经商议好了，依然是顺着运河走，但此次不是北上而是南下扬州。
自从大运河顺利完工之后，连通海上贸易的漕运便兴旺起来，使得本来就比较富庶的扬州和徐州一带，更加的繁荣。
现在的扬州，已经是整个江南一带的文化经济中心，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历史上隋唐大运河竣工以后，扬州成为天下人羡慕的富庶之地，当时便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谚语。
表示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几个愿望同时实现了，可见扬州繁荣到何种地步。
江南的烟雨斜阳，也是别样风情，最得那些文人骚客的喜爱，古来多少名句，都是从这里诞生。
当然，刘志出巡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游玩，而是都有特定的政治目的。
去西安是为了完成祭祖陵，顺带发现西部经济，去涿郡，是为了加强东北的开发。
而去扬州，是为了考察和规范大汉的贸易情况。
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虽然大汉如今依旧局部小灾害不断，却已经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到民生。
随着农业上的飞速进步，这几年工业也发展迅猛，商业贸易也日趋繁荣。
开始有大量的农村劳力涌向城市，充当手工业者，或者是做小买卖，尤其是在扬州这样商业发达的城市，风气更浓。
漕运与海运相交汇，带来了无限商机，只要头脑稍微灵活一点，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年老太尉黄琼担心的农村抛荒现象，已经开始出现。
有些偏远一点的村庄，百姓们嫌弃土里刨食挣不到钱，宁愿抛荒田地去城里当伙计。
虽然还没发生大面积的抛荒现象，但情况依然让重视农桑的当地官员，十分不安。
刘志也特别让人调查数据，汇总以后看起来还是很严重，尽管目前为止，还只有几个特别繁华的大城市附近出现。
但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会不会愈演愈烈，谁也不知道。
西汉时期，就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经过文景之治，再加上武帝早期的发展，大量农民开始转行经商。
最后汉武帝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对商人采取了严厉的打压政策。
他将所有商人的户籍独立出来，征收高昂的财产税。
要知道这税钱并不是商业买卖税，而是针对商人的所有财产，一旦出现瞒报财产的情况，惩罚十分严厉，直接没收全部家财。
除此之外，他还在社会地位上打击商人，不允许他们入仕途，这可是致命一击，有钱无权，那岂不是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吗。
最后，他还规定商人不许穿丝绸，否则就会受到严惩。
这致命的三条规定，从钱才到出身以及尊严，都全方面无死角地打击。
短时间内给予了商人们重创，经商的风气从此便淡了下去。
到了东汉时期，明面上并没有废除这些规定，实际执行当中已经松懈了许多。
首先第三条不准穿丝绸就被打破了，只是在颜色和规格上有所划分，第一条也改为主要征收高昂的交易税。
说起来第二条还是在执行，但真正有钱的人，也有的是办法钻空子。
每到自然灾害，朝廷都会公开买卖部分官职，这种时候，就是商人们改变出身的好机会。
高等职位买不了，就买低等的，只要入了仕途，用钱去砸关系，再慢慢升迁也不是什么问题。
这个目的还可以通过资助落魄世家子弟来实现，只要自己的被资助人升官发财，就可以为他们解除商籍，改换门庭。
刘志继位以后，经历过数次户籍制度改革，最终取消了商籍，同时也将各种商业税进行了细致划分。
商户人家的子弟只要发愤图强，完全可以通过科举实现阶层跨越。
他们手里有钱，请得起名师，也迫切需要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因此最近一些年来，科举中陆续涌现了不少的商户子弟。
至于土地抛荒，大汉历史上也曾经制定过对策，那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不允许农民离开户籍地。
而且土地也不准荒芜，否则惩罚力度惊人。
由于汉代不禁止土地买卖，当农民对土地积极性不高时，他们便宁愿卖掉土地，也间接加剧了土地兼并情况。
到了刘志上位之后，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放开了户籍限制，当时是为了更好的促进移民政策。
但现在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所以以前的土地政策是否还适合，也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历朝历代都会出现，但解决的方法却不尽相同，毕竟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完全照搬也是行不通的。
有些政策看起来可行，但经过时间的检验却发现问题颇多。
所以最近一年以来，朝廷中关于这方面政策的讨论十分频繁，但至今为止，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
因此这次刘志的扬州之行，正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
他带去了户部、商部和工部的相关官员，当然涉及到政策改革，秘书省的人也必不可少。
就连翰林院也派出了部分学士，参与调查研究。
安阳长公主夫妇也在随行之列，他们将协助调查扬州以及沿途各地的具体数据。
皇帝乘坐的龙船从洛阳出发，经过兖州、徐州一路向下，沿岸都属于繁华富庶之地。
但中原文明一向看重农业生产，而且徐州、兖州、豫州等地，也不像扬州那边处于海运和漕运的交汇点。
因此一路行来，发现中原的情况还算不错，在农业与商业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
到了江南气氛明显的不同起来，运河上货船如织，海港边停满了大大小小的商船。
城中集市热闹非凡，无数货栈琳琅满目，还有数量可观的各类手工作坊，尤其是纺织作坊，几乎遍地都是。
即便是郊区，直接种粮食的农户也比较少见了，大多都种植花草果木以及蔬菜等等经济作物。
再往外围走便是大片大片的桑田和棉花地，这是为了供应日益繁华的纺织业。
据说扩展到整个扬州，十之三四的田地都已经开始改种棉花和桑树了。
按理说江南之地虫害严重，昼夜温差小，并不适合大量种植棉花，但如今此地棉花的种植面积，早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他地方。
一个最适合种植稻米的地方，却用来种植棉花，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
也难怪当地的农官深感忧郁，屡次三番上书给朝廷，希望能够引起重视。
为了不给当地政府造成困扰，刘志直接住在了郊外，随同他前来的官员们立刻就开始分头工作。
其实统不统计数据，已经无所谓了，亲眼看到了扬州的情况，刘志心里已经有了数。
看来高度发展的商业经济，确实和以农为本的国策，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肯定了这一点，也就肯定了必须出台新的政策，但新政策该如何修改，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一个正确的新政策，不但要能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还要能够预判出以后数年的发展情况，及时进行干预。
所以说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集思广益，在进行大量的讨论和修改，才能选择最适合的政策。
社会发展到如今这种状况，已经不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模样。
按照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律，汉朝连封建时代的鼎盛期都还没有到来，还处于封建社会的发展初期。
但刘志这个穿越者的到来，打破了正常的发展进程，使得一个刚刚迈封建社会的朝代，就开始向工业文明发展。
为了平衡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刘志照本宣科，抄了许多后世的经典政策。
这在最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如今的大汉发展速度实在太快，各种制度和思想之间的碰撞越来越激烈。
各种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甚至越来越尖锐，到了此时，任何一个时代的政策都已经无法照抄。
原因很简单，因为情况完全不同，根本就不适合。
所以如今的刘志在政策制定上，也越来越谨慎，回想当初自己大刀阔斧改革，真有点无知者无畏的勇气。
幸好这个国家在他手里，并没有被毁掉，也算是十分幸运了。
当皇帝越久，刘志才越深刻的体会到，他的每一个看不经意的决定，都会影响着万千人的生活，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任性妄为。
到达扬州的时候是五月底，等到收集完所有的数据已经是七月份了，后面的统计和归类亦十分繁琐。
而且扬州可不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这里的夏天气候非常炎热，而且潮湿多雨，已经在北方住惯了的刘志，很不习惯。
七月底数据统计工作终于告一段落，刘志召集当地官员开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作为扬州地方官，当然不希望扼杀商业发展了，毕竟这给当地带来了无数就业机会，也使得整个地区都富饶起来。
但朝廷官员几乎一边倒的希望，对于已经失控的商业政策进行降温，不能再任其迅猛发展下去。
如今这种情况还只在几个特别繁华的城市，但照此发展下去，以后会不会席卷全国，还很难说。
从大局着想，确实于国家不利。
这次调整不仅仅涉及到商业政策，还将涉及到工业政策，土地政策，农业政策和户籍政策。
基本上涵盖到了全国的方方面面，这是自他十几年前大改革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在来扬州之前，他已经指派了一些专业人士赴成都，广州和福州等地进行调查研究。
因为仅仅一个扬州，也不能代表全国，而成都等地也因为丝绸之路的兴起，商业空前繁荣。
所以政策的制定，必须要针对全国平衡发展，这才是长久之道。
会议中，刘志把重点放在了找问题上，发现问题总是比解决问题要来得容易得多。
作为地方官他们没有高瞻远瞩的大局观，最熟悉本地事务，也最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果然，这些人没有让他失望，洋洋洒洒半天时间就总结出几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