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皇帝来到西京长安，首当其冲任务的当然是要去宗庙祭拜了。
因为大汉宗庙在南郊，侥幸没有受到当年的战火波及，保存完好。
以当时的唯心主义言论来说，这也是大汉能够国祚不断，再续山河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汉顺帝后来又在洛阳城郊修建了宗庙，但长安的宗庙毕竟是当年高帝所修筑。
乃是刘氏祖庙，具有无可辩驳的正统性。
皇帝祭祀是非常庄严肃穆的事情，按照传统和礼制，一年四季都有祭祀活动。
今年的夏祭，就选在长安了。
祭祀之前，皇帝必须沐浴斋戒三天，以示对祖宗和昊天的尊重。
这是刘志登基以来，第一次到长安祭祀宗庙和十一陵，自然十分郑重其事。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虽然也是高祖子孙，但毕竟不是直接嫡系传承，多少有些差强人意。
所以建国之初，刘秀便大举祭祀祖陵，借以宣示自己的正统性，安定民心。
在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在戎马倥偬之际，下诏有关部门会同长安官府修复被赤眉农民起义军毁坏的西京园陵，恢复封土，重建寝殿庙宇，栽种树木。
同年夏四月丙子，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
到了建武十八年，光武帝再次西巡长安，谒陵祭祖仪式与以前相同。
第二年，光武帝专门派遣官员前往西京长安，追尊汉宣帝为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
建武二十二年的时候，光武帝又一次来到长安，祠高庙，事十一陵。
中元元年，时年已61岁的光武帝最后一次行幸长安，拜谒高祖长陵，并于此年追封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为高皇后，配祀高祖庙。
并将吕后的牌位也迁回了墓园，保留四季祭祀。
从此后，接连几代帝王登基之后，都会先来长安祭祀高庙和十一陵。
到了刘志继位，因为开始几年一直动荡不安，一直没有机会来谒陵。
后来虽然亲政了，可惜却政权不稳，根本没有条件来长安，好不容易掌握了军权，又忙于发展国家经济。
最近几年来，已经有好几位重臣上书，催促他前来祭祀。
汉代以孝治天下，刘志迟迟不来祭祀高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这次他终于决定来长安，朝廷上下都是欢欣鼓舞。
随同前来祭祀的官员，除了无此相关的宗正和太常寺卿以外，还有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太史令，太仆寺卿等等。
武职中京畿卫大将军，羽林军卫将军都随驾前来，刘志甚至提前传书，将离长安不远的镇西将军和镇北将军等人也召了过来。
其他诸如中常侍，卫尉等等，甚至还有两名尚书陪同。
长安京兆尹直接赶到扶风郡接驾，可见这次祭祀活动有多么的隆重。
汉朝的祭祀仪式有着完善的程序，并成为一种国家祭祀制度，一直到清朝灭亡时，郊祀活动基本上仍延用汉制。
祭祀所用牺牲，一般为牛、羊、猪，唯有在祭祀蚩尤时往往只用猪、羊。
先秦时期常用的人牲，在汉朝是不用的，除非遇到特别的祭祀活动，如战争，才会用俘虏来祭祀战死的英灵。
祭祀当日由太仆亲自为皇帝驾车，京畿卫大将军陪乘，名曰大驾。
其后分别为司马车乘，辟恶车乘，记道车乘，靖室令车乘，都为四马驾御的规格。
然后是象车、鼓吹乐队十三人，演奏规定的“祭祀歌”，如《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等。
《郊祭歌》为汉武帝时期所创作的宫廷乐歌，刘彻命令才子司马相如作词、李延年配乐。
再往后是式道侯二人，长安都尉四人，长安亭长十人驾车，长安令，京兆掾史等等。
随同的各部属官，随从，掾吏等等浩浩荡荡，再加上护驾御史，谒者仆射等等，一眼望去，如一条长龙一般。
各种礼仪车乘如武刚车、九车、云罕车、皮轩车、闟戟车、鸾旗车、建华车，看得人眼花缭乱。
在此之后，是长安当地的名门世家代表，他们有幸被选中，随同皇帝祭祀，这自然是无上的荣耀。
因此个个都表现得庄严肃穆，尽管天气已经开始炎热，却全副厚重的礼服，无一人懈怠。
最后是一队队的罼?旗，御马队，十六副符节，华盖若干，刚鼓，金根车等等列满道路。
场面之宏大，让长安百姓们大开眼界，这样的事情，可是已经有二十好几年不见了。
如今长安城里的年轻人，根本没机会见识到，而那些曾经见过汉顺帝祭祖的中老年人，也一样感慨万千。
“先帝时可没这么大的排场，还是当今陛下有气势啊。”
这次祭祖的确规模宏大，花费也惊人，要不是这两年国家强盛了，还真负担不起，只能降低规格了。
说起各种祭祀仪式，在汉代那可是名目繁多，时祭、月祭、年祭，四季祭祀等等。
什么祭昊天，祭后土，祭太一、祭黄帝、祭蚩尤、祭祖，播种、秋收，节日，祈祷风调雨顺之类的。
规定必须举行的祭祀活动，一年之中就有二十五次之多。
其余因为特殊情况举行的临时祭祀活动，更是数不胜数。
汉朝皇帝大多数都热衷于祭祀，其中最夸张的便是汉哀帝了，据说他生病时，一年祭祀达到三万七千次，平均每天一百多次。
这数字足够让人瞠目结舌，当然这些祭祀活动并不是他亲自举行的，西汉时流行巫祝。
到了东汉禁止使用巫术，祭祀改为由正规的礼官举行，何况东汉本身也没有西汉那么热衷于祭祀。
刘志即位以后，由于并不敬畏鬼神之说，因此除了规定的礼仪活动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废除了。
不过祭祖活动毕竟与其他的不同，对于大汉人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尤其是刘志是以藩王之身继位，更需要这种仪式来奠定自己的正统地位。
对于一个皇帝来说，一生之中除了祭祖之外，还有一个意义非凡的祭祀。
那就是岱宗的封禅大典。
泰山封禅，源于古代帝王封禅祭祀，是古已有之的礼仪。
按照《史记·封禅书》张守节《正义》解释：“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史上第一位封禅的皇帝，便是秦始皇，他于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也就是统一六国后的第三年，东巡郡县。
召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余人到“天下第一山”——泰山下，商议封禅的典礼，以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皇帝。
儒生们的议论各不相同，难于施行。于是他绌退所有的儒生，借用原来秦国祭祀雍上帝的礼封泰山、禅梁父，刻石颂秦德。
此后第二位便是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元封元年三月，武帝率群臣东巡，至泰山。
派人在岱顶立石，之后，东巡海上。四月，返至泰山，自定封禅礼仪。
此后，汉武帝又曾五次来泰山举行封禅仪式。
但史记对此却语焉不详，司马迁父子二人因为各种原因，都未能随行，这是他作为太史官的终生遗憾。
临终前其父司马谈“执迁手泣”，悲叹，“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边夫”（《太史公自序》）。
武帝之后，汉朝皇帝只有光武帝封禅，他于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二月十二日，率群臣至奉高。
遣派役夫一千五百余人整修山道，驺骑三千余人在登封台上垒方石。
二十五日禅梁父山，改年号为建武中元。
封禅大典，于帝王来说到底有何意义？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封禅可说是最盛大，但也争议最多的一项典礼。
民初疑古派的史家甚至认为，这纯粹是战国至秦汉间，齐儒凭空杜撰，并为好大喜功的君主利用来巩固政权、夸侈政绩的活动。
实际上封禅的目的，在于表示帝受王命于天，向天祷告太平，对佑护之功表示答谢，当然更要报告帝王的政绩如何显赫。
其实质则为巩固皇权，粉饰太平，带有一种君权神授的意味。
这种明显带有夸耀自身政绩的行为，可不是任何帝王都有资格举行的。
史上可以明确考证，真正在泰山举行过封禅大典的中国皇帝，一共只有六位：
秦始皇帝赵政、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唐高宗孝皇帝李治、唐玄宗明皇帝李隆基和宋真宗元孝皇帝赵恒。
除了没有自知之明的宋真宗，其余五位皇帝，要么就是有开疆扩土之功，要么就是有拨乱反正之绩。
如果仅仅从开拓疆土这一点上来说，刘志自认为也有资格举行封禅大典了。
不过他觉得作为穿越者，连自己本身对国家的期望都还远远没有达到，现在就去封禅的话，只能说也是个好大喜功之辈了。
所以说，这一点他目前还从未考虑过。
至于以后会不会去，那就要看将来他能将大汉建设成什么样子了。
祭祀活动举行了三天，方才结束，从上到下都折腾坏了。
刘志休息了两天才恢复过来，派人召来皇甫规、张奂和段颎三人入宫。
后世赫赫有名的“凉州三明”，终于聚齐了。
这三人中，张奂还是首次面圣，皇甫规早年间曾入京师洛阳觐见。
而段颎更不必说，是最早追随刘志的功臣之一，权臣梁冀就是他亲手处决的。
因了这层关系，他与刘志之间的关系也最亲近，多年以来，二人除了公务之外，一直都有私下信件往来。
刘志对皇甫规这样的儒将，亦是十分欣赏，他是边疆诸位将领之中，杀伐最轻的一位，向来主张恩威并重。
所以刘志将他放在了北匈奴，就是希望能够促进民族融合，缓和两族之间的尖锐矛盾。
很显然，皇甫规也没有令他失望，这么多年来，他镇守北疆，成效斐然。
三人中，最没存在感的就是张奂了，其实此人精于兵法，擅长作战，只是大汉如今太平得太久了，令他没了用武之地。
此次皇帝在长安祭祖，忽然将他们三大将领召回来，在有心人看来，绝对是陛下要用兵的前兆。
只是大汉如今疆域广阔，又处在高速发展阶段，朝中许多文臣的内心，都很反对出兵。
毕竟如今的情况与当初有了天壤之别，既没有人能够威胁到国家安危，也没有人必要再扩张土地。
不过皇帝并没有公开宣告有开战的意图，因此他们也暂时隐忍不发，拭目以待。
见到三位将军，刘志不疾不徐地与他们寒暄了几句，便直接开宗明义，指着地图说道。
“诸君请看，大汉的疆域图，看起来像什么形状？”
这话问得蹊跷，也问得大有玄机，三人中段颎性格最鲁直，说话也最没有忌讳。
“臣觉得……若除开南洋，看起来很像块马蹄铁。”
“哈哈……说得好！”
刘志拍案笑道：“就是像块马蹄铁，朕左看右看，都觉得有些碍眼，不知道三位将军有何感想？”
这话简直不要太明显了，皇帝陛下想打仗，对闲置已久的将军们来说，自然是个好消息。
“陛下的意思，是想攻打发羌和葱茈羌？”
段颎眼睛一亮，他是个地道的武人，这几年马放南山，早已闲的蛋疼。
葱茈羌与他镇守的西域相邻，若是皇帝有意讨伐，那么他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所谓的发羌等地，就是如今的青藏高原以及川西和黔西北一带，那里占地广阔，却又地形复杂险恶。
长久以来，只有一些羌族部落零散地分布在那里，由于大多数都是崇山峻岭，攻打困难。
关键那里还是地广人稀的不毛之地，用兵代价极大，而收效甚微，根本不成正比。
因此自秦汉以来，从未有过对西南用兵的先例。
这个情况，刘志作为皇帝，不可能不清楚，既然他能提出来，自然就有必须要打的理由。
当然，这不是作为大汉将军该考虑的事情，他们只需要惟帝王马首是瞻，指哪打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