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这么说后，众文臣皆颔首，表示同意。
万历十四年秋冬之际的这场源于企图让天子落水的风波接下来也就没再引起新的波动。
崇王被锤杀，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动。
三王求情的奏本，在被御批申饬后，也都未敢再多言。
主要是因为朱翊钧有兵权在手，一切局势也都能控制住。
更何况，大部分权贵官僚都还算是聪明人，也就都能忍，知道跟皇帝反着来，是违背天下大势的。
因为生产单位越来越细分的缘故，导致这片土地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大。
虽说，后世的人能后知后觉的总结出这么一个历史现象，但当世的人里，也有聪明绝顶的，会意识到这一趋势。
“移民和开发外利依旧当是眼下主要的国策。”
“买地的事进行的怎么样？”
朱翊钧在这件事过后就继续把精力放到了政事上，且问起了申时行关于时下买地的情况。
申时行回道：“龙造寺和大友两家皆愿意各卖地给我们，以求苟活，但岛津家没愿意！”
这时，枢密使戚继光回道：“启奏陛下，据报，岛津家不满本朝对倭人太好，而夺其海贸之利，故有意投附丰臣秀吉，请丰臣秀吉起大兵来攻打东瀛，驱赶走我朝兵民。”
朱翊钧听后点首，且问道：“卿等可有打算如何应对？”
“内阁度支司已决定对岛津禁运火器，且同意巡抚邢玠所请，对龙造寺和大友各追加三百万两银元的银元劵贷款，以助其能够抗衡岛津，且争取在丰臣秀吉大兵来之前削减岛津实力，使其放弃靠丰臣秀吉称霸倭国九州之心。”
申时行回道。
这时，枢密使戚继光又说：“枢密院则决定增调兵马去东瀛，不能只指望龙造寺与大友两家倭酋能让岛津屈服，需防着这三家都存有借丰臣秀吉先赶走本朝兵马之意，故需要在东瀛增加兵马，以备将来以丰臣秀吉擅起征伐、破坏天下太平为由出兵，而直接挫败丰臣秀吉的兵锋。”
朱翊钧颔首：“皆准！”
“开发外利的事进行的如何？”
朱翊钧问道。
申时行这时回答说：“安东都护府宁远侯奏请在朝鲜开铁矿，南洋水师提督陈璘奏请在吕宋开铜矿，这两地已勘明富有铁和铜，但吕宋有西夷盘踞，故需驱赶走那里的西夷才能得其铜矿。”
“那就驱赶！”
“朝廷不能白养这么多水师，告诉陈璘他们，如果不想朝廷裁兵裁战船规模，就多为朝廷开辟出新矿地来！”
朱翊钧因而说道。
申时行和戚继光拱手称是。
朱翊钧接下来又问：“减税惠民的事进行的怎么样？”
“因时下海外移民增税折色达百万两银元，再加上之前开归化等煤矿国帑每年增收五十万两银元，另濠镜收复后，对日对莫卧儿贸易关税增收两百万两银元，故户部议后有三个减税之方略：
一是永免陕西、山西徭役丁银；二是减山东、京师、河南养马银；三是减江南金花银税；如今还请陛下定夺。”
朱翊钧知道出现三种方案，跟户部官员们来自不同籍贯有关系。
户部的官员在商议减税惠民的事时，肯定会优先想照顾自己的乡梓。
虽然按照大明的官员任命制度，苏松与江西、浙江人不得任户部官，但还是会有户部官员为江南豪右代言人，而会请旨减江南赋税。
而朱翊钧现在就需要从不同的减税方案中选择一种作为接下来的一道减税或免税恩旨。
这里面，朱翊钧需要考虑先恩惠那一地的庶民百姓。
尽管天下的百姓都需要恩惠，以达到更多人能够达到富而好礼的地步，使新礼的经济基础更加巩固，进一步提高百姓消费能力，但受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是呈螺旋式上升而非指数级上升的影响，皇帝不可能突然减免所有百姓的赋税，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的减免的。
“永免陕西、山西徭役丁银，山东、京师、河南养马银和江南重税待将来再减免。”
朱翊钧想了想，还是下定决心先恩惠陕西、山西的百姓。
陕西籍官员太仆寺少卿王国这时不禁含泪而笑。
而其他籍贯的一些官员自然脸上则难掩失望之色。
不过，海瑞等一些官员倒是依旧脸上带着悦然之色，对海瑞一些真正在乎民生的官员而言，只要是减免税赋，无论是减免的哪一地的百姓，都是好事。
一个多月后的万历十五年新春。
陕西、山西各大小城镇皆张出了永免徭役的榜文。
普通士民皆因此大喜。
陕西平凉知府周思寰甚至特地便衣来了府城张榜的粉壁处观看百姓反应，一时在见许多百姓都在听士子读了榜文内容后都欢呼的跳跃起来，乃至奔走相告。
他也就不由得望天而喜：“看榜归来迭歌舞，共喜清平好官府。”
说着，周思寰就忍不住望北而拜。
有几个士子见他如此，也明白他是在拜谁，便一起望北而拜。
朱翊钧不久后就通过在平凉的锦衣卫知道了这一事，而因此乐了一整天。
免徭役最大的好处不是减少平民负担，而是在于增加民众自由度，而且很容易达到朱翊钧想增加民众自由度的目的。
因为每个地方的徭役本质上都是穷人在承担。
但如果穷人都迁移走了，则这徭役就变成了大户的负担。
毕竟官府不可能因为穷人迁走就不再兴工程剥削民力。
因而，在没有免除徭役的时候，大户们会百般阻挠百姓自由迁徙，也不愿意主动配合朝廷迁移百姓，毕竟这影响他们的利益。
但一旦免除徭役，就让大户们不用因为担忧徭役的负担会转移到自己身上而阻止百姓迁移。
所以，当陕西、山西的徭役一免，大户们不再积极通过宗族与乡约的方式阻止贫户离开故土，迁移百姓出海的阻力减少了许多，而百姓去外地务工的阻碍也少了许多。
陈九竹的纸坊就在朱翊钧永免陕西、山西徭役后，接受了许多来自陕西、山西的百姓。
刘确贤更是在得知陕西、山西免徭役后，主动与在陕西凤翔府做官的王长庚联系，去陕西开办起了新的棉布作坊，为的是抢占陕西、山西徭役免除后带来的商机。
毕竟徭役一免除，陕西、山西百姓收入只要不受天灾影响必然增加，进而购买布匹的能力会增强，而也会有更多的闲散且廉价的劳动力能参与织造。
像刘确贤这样敏锐的商贾自然不少。
而这也就导致陕西、山西的工商更加发达，朝廷在潼关等地的榷关商税也开始增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