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淑芬笑盈盈地凑到常乐身旁，轻声细语地说：“乐子，有件事儿想找你参谋参谋，你看行不？”
常乐还没来得及回应，一旁的常学端就急切地打断她：“淑芬，你是不是又犯老毛病了？”
“我们不是说好了不提这事儿吗？”常学端显得有些不悦。
何淑芬有些不满地嘟囔：“哎，你这人怎么这样？我就只是随口说说，想让常乐给点意见而已，又不是一定要他做决定。”
常学端神情严肃：“给什么意见？你以为这是好事？这是大大的坏事！”
何淑芬正要反驳，常乐却平和地插话：“伯父，让伯母说吧，反正这里也没有外人，就当作是家常聊天。”
何淑芬闻言面色一喜，正要开口，常学端却再次打断她：“要说也是我来说，你在旁边听着就好。”
何淑芬无奈地缄默了，她现在的家庭地位确实有些尴尬。
每次与常学端争吵，只要他一提“有本事你别拿家族基金的分红啊！”她就顿时没了脾气。
常学端接过话茬：“乐子，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县里的组织部突然找常明明谈话，问他是否愿意转为干部身份下乡工作。”
“明明还算聪明，当场就拒绝了。”
“可你伯母却对明明的决定有意见，还责怪他没有大志。”
“这难道是大志的问题吗？这明显是个陷阱！”
说到这里，常学端的情绪有些激动。
何淑芬则一脸愤慨：“你们这些人怎么都这么不识时务？人家说了，三年后就能调回县里，那时候就是领导干部了，这不是挺好的机会吗？”
常学端讥讽地笑：“还三年？半年后那个部长还在不在位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三年？淑芬，你的想法还是这么简单。”
他转头问常学义：“你问问学义，为什么几年前他会拒绝这样的机会？”
常学义劝解道：“哥，别这么激动，不答应就是了，没必要这么上火。”
常学端叹息道：“我就是忍不住，安稳日子过了好几年，她又犯老毛病了。”
何淑芬感到有些委屈：“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们老常家好？”
“是，乐子设立的家族基金是让我们经济上过得挺舒服，但如果有个人能当个一官半职，不是更好吗？”
常学端瞪眼道：“一官半职？你以为明明有了一官半职是顺理成章，乐子不需要付出代价？”
何淑芬不解：“代价？什么代价？”
常学义耐心地为何淑芬解释：
“嫂子，事情真的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明明他性格太直，确实不适合走仕途。”
他进一步举例道：“假设明明真的成了干部，上面分派一个任务，比如说修路，但却不给任何资金支持，你让明明怎么办？”
何淑芬吃惊地问：“修路不给钱？还有这样的任务吗？不可能吧”
常学义笑着回答：
“这种条件不成熟却硬要上的项目比比皆是。”
“但并不是说这样的任务专门针对明明。”
他深有感触地说：
“县里之前一位书记在大会上提过一个观点，非常有名，传的很广。”
“那位书记说，有钱就能办到的事，谁都能做，算不上什么本事。”
“真正的能力，是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也能把事情做成，这样的干部才值得被提拔。”
他又补充道：“就像上级常说的，有困难要克服，没有条件要创造。”
“嫂子，你真的想让明明去处理这些棘手的事吗？”
常明明也忍不住插话：
“妈，我有个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在我们县里一个乡镇当镇长。”
“我每次去找他，他都跟我大倒苦水，说这工作不是人干的。”
“就上个月，为了防森林火灾，他在山里守了整整一个月，出来时简直像个野人。”
这时，常乐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伯母，伯父、叔叔和堂哥说的都很有道理。”
“当干部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权衡各种利弊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手腕。”
“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后果。”
“一般人可能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他继续深入分析：“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要想像西方世界那样完全理清这些关系，难度极大。”
“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暂时缺乏解决条件，只能进行权衡和延缓。”
“堂哥性格直率，习惯于分对错、辨好坏，这种性格在仕途上可能不太合适。”
说到这里，常乐抬头看了看天空，然后接着说：
“说句可能被视为不孝的话，我觉得我们常家的人可能都不太适合走仕途。”
“包括我爸也是，他现在比以前好了一些，但以前也是非常实在的人。”
“他最适合的岗位可能还是像伯父和叔叔那样，当个老师，教书育人，搞搞研究。”
“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能真的是命运的安排。”
常学端点头表示赞同：“对，乐子，你说得非常对。”
然后他又转向何淑芬说：“淑芬啊，你就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
“我们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把生活过好，把身体养好，把孩子教育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何淑芬虽然有些遗憾和不甘，但还是无奈地接受意见：
“哎，好吧。既然你们都反对，我还能怎么样呢？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