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的失势，使得一帮善于钻营投机的官员执掌了南明小朝廷的朝政，这样的人，其品格道德也是可想而知的，更不用说他们肯定不会把全部心思用在治国之上了。尤其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坐收“定策”之功，而朝廷中的大臣又纷纷拉拢这些武将形成奥援，这就造成了南明小朝廷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
尤其是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南明如果想要有番作为，就一定要保持内部稳定。纵观整个大明朝的历史，无论是文官、武将，还是太监，随便哪一方得势，可朝廷的威信却总是至高无上的。尤其是明朝皇帝，他们总是把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从武将这一方来看，直到崇祯末年，除了吴世恭、左良玉、吴三桂等寥寥几人，文贵武贱的传统却一直积重难返。可是当南明的武将们发现他们已经翻身，于是他们的“翻身农奴的高歌声”就唱得异常响亮了。
由于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朱由崧乞援于武将。使得弘光既立时，那些武将坐收“定策”之功。而那些武将们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也徒拥虚名，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
于是在南明小朝廷的内部，逐渐形成了四股军阀势力。他们都割据一方，根本罔顾朝廷谕令，飞扬跋扈，只想着自保实力，鱼肉地方。对此，已知铸成大错的史可法等人，还想着竭力挽回这种局面。可是那些军阀已经是尾大不掉了。
而当弘光朝一成立，朱由崧就召见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人，让他们迅速议定用人、守江、设兵、理饷的事宜。于是史可法上奏本，除了重申设立四镇外还谈到了督师问题，他说：“有四镇，不可无督师。应驻扬州，适中调遣。”这时候的史可法他们还想要用文臣节制住那些武将。
而弘光朝廷决定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左良玉封宁南侯，镇守安庆这一带，并且分兵一部镇守淮安、扬州地区。
从这个兵力部署来看。史可法提出的四镇驻地和所谓进取之基，都是在南直隶境内，而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的扬州。所以当时的一些人士，都已经看出了史可法的毫无远图，只是意在保住江南。
而在当时，汝宁军主力已经全部北上京城。而山东的鲁军也被刚入境俘掠的清军打得是元气大伤，而且对归顺南明还是大平朝是态度不明，因此，弘光朝廷足可以联络刘泽清部归顺甚至攻略，夺取山东。而汝宁军所占领的湖广地区更是兵力空虚。可是南明的军队根本不敢去攻打山东、河南和武昌、襄阳等湖广之地，只是龟缩在长江防线，一心只想维持目前南北朝的局面。
当然。史可法这些人未必不能看到这一点，可是他们做出如此决策，无非是有着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因为吴世恭身为前明勋贵子弟，又曾经是前明旧臣，再加上他还是被划为了东林党一派的武将，所以与南明的许多勋贵和官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弘光君臣认为吴世恭是可以“争取”的。他们甚至还脑洞大开。认为吴世恭现在的称帝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可能会如同北宋灭亡时的张邦昌一样，最后会归顺弘光朝的。
就是退一步来说，两国如果能划江而治，弘光君臣也可以接受。因此，他们甚至派出了使者至北京，探寻“罢兵议和”的可能性，希望自己能够苟安一方。
其次。由于前明是亡于农民军和清军之手，所以弘光君臣对于农民军和清军即是恨之入骨，又是惧如虎狼。所以他们幻想着吴世恭的大平朝可以抵挡住农民军和清军的联合进攻，为南明建立起一道屏障。最好这三方最后是三败俱伤。让南明能捡个桃子。
第三，由于有阮大铖等一些亲汝宁军的官员进入弘光朝廷，再加上扬州商团和江南商团资助的官员作为喉舌，所以弘光朝廷中的许多官员都不主张主动进攻吴世恭的大平朝。
如果说，以前那些官员对汝宁军的政策还不怎么了解，现在可是对大平朝的国策了解得通透了。说到底，就算是大平朝攻了过来，只要那些官员及时“反正”，他们依然是高官得做，家财得保。就如同当年周瑜对孙权所说的一样：众臣子皆可降。
至于朱家王朝，谁又能管得了这么多呢？反而是现在如果一心主战，出头太狠的话，万一惹恼了汝宁的那位吴鄙夫，那可就万事皆休了。做官也得和做人一样，还是留一条后路吧！
第四、汝宁军还是在与南明的前线，驻防着一定的军队的，弘光君臣并没把握一举击败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在湖广、河南以及山东地方，有着周巡、张彪所率领的熊捶镇和地方部队近三万；有着在汝宁、归德留守的，薛强率领的汝宁军留守部队一个协、新兵二万、内务司士兵二千、工坊司民兵七千多，共计三万六千余人；在山东，有着熊正恩、迟明率领的，大平军新编的两个镇，再加上刘泽清遗留下来的鲁军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共计四万五千人马。这样的实力，其实已经不弱于南明所掌握的部队了。
第五、别看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左良玉等人手中还有不少部队，但他们都是新败之将，手中也是屡败之师。再加上他们的部队中有着大批抓壮丁抓来的士兵，其实战斗力是不值一提。
而且这些武将还都知道，以前的汝宁军那强悍的战斗力，所以他们不愿意主动挑衅，以免成为大平军首先的进攻目标。
所以现在这些武将的军队，虽然在凤阳府、湖广地区和江北地区与大平军是犬牙交错，但两军之间进行着一种有默契的“静坐战争”，谁也不愿意首先开火，保持着一种诡异般的停战状态。
最后，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左良玉等人已因“定策”有功，备受弘光帝的宠信，志骄气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那样的话，既可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要不然，一旦北伐，远离了朝廷中枢，那他们又怎么能控制朝政呢？谁也不愿意去做那，被十三道金牌追回的，冤死在风波亭的岳武穆。
而且史可法出任督师时已是失势悯墨之人，所以他就根本指挥不了“四镇”，只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一筹莫展。
这些武官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都是以“天子门生”自居，日常所为都是桀骜不驯。如：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在讲话时常引用“圣旨”，高杰听得是大不以为然，当面顶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而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这些武将对弘光帝的态度都是如此，又如何会听从那些文官的节制呢？而且他们一旦对廷臣有所不满时，就上疏云“乞付军前正法”。
刘良佐在陛见弘光帝时，就曾经大言无忌地说：“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今请罢制科勿设便。”
束手无策的史可法，也在军中写信给大学士高弘图，“盛言‘镇锋恶，盍谨避之！’”。武将们的气焰如此嚣张，皇帝和廷臣也无可奈何，虽然内阁的阁臣们也都交结外藩以为奥援，但他同样受制于那些武将，所以是毫无作为。
高杰原受命安顿家口于扬州城外，然后统兵北征。可是，高杰贪图扬州富庶，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于是高杰恼羞成怒，下令攻城。
扬州进士郑元勋从中调停，同高杰面议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驻军。不料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而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是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
上行下效，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